穿越3000后免费漫画 蔚蓝文明的熵增实验室：再访地中海历史

蔚蓝文明的熵增实验室：再访地中海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对蔚蓝的地中海及其灿烂的历史文明情有独钟。《罗马假日》中，奥黛丽·赫本饰演的安妮公主于西班牙广场台阶上品尝冰激凌的画面，成为一代人心驰神往的永恒定格；而作为首个登陆中国大陆的欧洲五大足球联赛，1988-89赛季的意甲联赛，则开启了无数中国球迷的独家记忆，彼时如日中天的AC米兰，更以其非凡魅力催生出万千东方拥趸，令红黑军团的光辉闪耀东方；爱琴海的落日熔金、米诺斯文明的千年遗迹、圣托里尼岛在蔚蓝怀抱中星罗棋布的洁白屋宇与蓝顶教堂，无不完美契合世人对浪漫的终极想象；九年义务教育课本中《威尼斯的小艇》，以船夫娴熟技艺和那新月般灵巧穿梭的舟影，在我们心中勾勒出水城威尼斯最初的美好印象；至于《圣斗士星矢》，它为我们带来了希腊雅典帕特农神庙的直观图景，更悄然积淀下追寻希腊神话与英雄史诗的原始悸动……这一切都源于地中海及其产生出的璀璨夺目文明的无穷魅力。

在中文图书市场，以地中海历史为主题的书籍车载斗量。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地区》为举世公认的经典；近来又引进过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大卫·阿布拉菲亚的《伟大的海》、接续布罗代尔“长时段研究”的《堕落之海》；通俗历史方面有罗杰·克劳利引人入胜的“地中海史诗三部曲”……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以通史为主轴，深受年鉴派的影响，尚未打破传统“陆地观”的桎梏。而英国剑桥大学地中海史教授大卫·阿布拉菲亚领衔主编的《地中海四千年》，融合多学科，汇集全球地中海研究领域历史、考古、气象等9位专家，以战争、贸易、宗教、技术为主线，以新颖的“海洋中心视角”重新审视地中海跨越四千年的历史，为这片蔚蓝的文明摇篮添加新的注脚。地中海的浪，四千年来反复冲刷同一片海岸，却从未真正洗净那些沉入沙砾的釉彩——那是诸神与凡人共同签署的契约，是帝国与废墟交替书写的密码。

地中海虽然已经不是当今世界的中心了，但正如大卫·阿布拉菲亚所言：中世纪的地图绘制者当然理解地中海是三个大陆的交汇点，但只有一个大陆是由基督徒统治的。不可否认，这一地区在世界历史上具有绝对的重要性。无论是源自雅典、罗马以及文艺复兴发源地意大利的古典文明和世界文化史，还是由犹太教及两个子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塑造的世界宗教史，抑或由伊比利亚半岛扮演主要角色的帝国史，以及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帮助塑造的我们至今仍在使用的商业制度与理念以及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史……地中海在其中都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杰里·本特利等人在《新全球史》中认为：“在公元前1世纪的末期，几个早期社会的内部结构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它们的权威扩散到了非常广阔的地区‚并且发展了极具影响力的文化传统。这些杰出的社会是在波斯、中国、印度和地中海沿岸发展起来的。它们的遗产历久弥长影响了几千万人的生活方式……”那么地中海这片蔚蓝的海域在四千年的时间维度上，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呢？

[英] 大卫·阿布拉菲亚 主编

译者: 刘岩 / 徐家玲 校译

版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5年3月

撰文｜格瓦拉

木马的回声：特洛伊未烬的火焰

荷马用盲眼凝视黑暗，舌尖涌出青铜般铿锵的六音步诗行，他在《奥德赛》的开篇写下：在摧毁特洛伊的神圣城堡后又到处漂泊，见识过不少种族的城邦和他们的思想；他在广阔的大海上身受无数的苦难……特洛伊战争经由荷马史诗的传唱，家喻户晓、妇孺皆知。2013年土耳其考古队在特洛伊遗址发现冷杉木板，放射性碳定年为公元前12世纪，与战争时间吻合。但激光雷达勘测显示城墙仅高9米，23米的木马根本无法入城——诗性叙事在工程现实前裂开缝隙。

更深的真相埋在城墙底部：800米长的地震裂缝（碳-14测定为公元前1180年）如一道狞笑的伤口。希腊联军趁地震崩塌发动火攻，而“木马”可能是胜利者将天灾篡改为智谋神话，用故事驯服历史的混沌。当赫梯泥板记载的“希腊雇佣军劫掠特洛伊”曝光，英雄史诗坍缩成青铜时代的一场佣兵暴乱。

《地中海四千年》作者之一的考古学家，巴西圣保罗大学教授马尔林·苏亚诺敏锐地指出：关于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代，希罗多德认为特洛伊战争发生在公元前13世纪中叶，而根据经典资料，公元前1184年被广泛接受为特洛伊陷落的日期。布莱根所确定的特洛伊城Ⅶ，被大多数人认为是荷马式的特洛伊，其定年可上溯到公元前1250年，在赫梯语中可作为特洛伊参考材料的文字却是指布莱根的特洛伊城的第六层（Troy Ⅵ），是传说中的堡垒城镇。我们必须清楚，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描述的那种特洛伊战争。许多学者似乎一致认为，他的诗歌中所描述的所谓荷马社会包含了三个不同时代的元素：迈锡尼青铜时代、希腊黑暗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特洛伊战争的史诗需要几个世纪才能从所谓的“传统材料积累”中编纂成文，其中许多可能是受到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启发，但没有一个是准确的描述。

众说纷纭的特洛伊，就像未烬的火焰，在明灭忽闪之间又穿越了三千年，也许人类不需要真相，只是需要以传说为锚点，倾注自己的向往与理想，掩盖战争制造的灾难。历史的残酷暴力不停重演，而人类永远需要木马般的故事来粉饰现实的粗粝。

《伟大的海》

作者: [英] 大卫‧阿布拉菲亚

译者: 徐家玲

版本: 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7月

罗马崛起的奥秘：

共享、技术升级与贸易

罗马人用混凝土浇筑永恒。他们在奥斯提亚港竖起灯塔，光柱穿透第勒尼安海的夜雾，为帝国划出金色的等高线。但庞培剧院的石阶上，西塞罗的鲜血正渗入地缝；比尔萨山上布匿战争烽火骤起，埃什蒙神殿残缺的石柱永远停驻在白昼与黑夜的交界。

地中海成了帝国的内湖，也成了权力、信仰与贸易的角斗场。公元前273年，希腊北部伊底鲁斯国王皮洛士开始觊觎亚历山大的政权。他试图干涉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事务，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财力，妄图成为西方的亚历山大大帝，但他的计谋被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小的共和政体——罗马，粉碎了。在希腊军事威望达到顶峰、其国王又统率着一支强大军队的时候，受到冷遇一定是一种不祥之兆，这无疑让罗马受到更广泛的关注。正是西西里岛与腓尼基的迦太基之间的冲突，将罗马坚定地推向了地中海的舞台的中央，并使其成为海上强国。

本书作者之一的英国古代史学家杰弗里·里克曼认为：罗马意识到，与迦太基在西西里岛的战争不可能仅靠陆地战取胜，而是需要切断迦太基的海上联系，罗马的计划给海军增加了难度。它需要一支比曾经所拥有的舰队更大规模的五列桨船组成的新舰队。事实上，在这场持续了23年的战争中，需要建立一支又一支的舰队，每支舰队都要有数百艘战船，双方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迦太基人海战能力更强，罗马人为了能有效对抗他们，一开始就改变战略，将海战转变为陆战。他们在船的末端固定上爪钉，称之为“乌鸦”(corvi'crows)，牢牢钩住敌船，形成连锁，再让士兵蜂拥到敌船上。后来这些设备被放弃了，由于罗马海军技术的进步与无与伦比的后续兵力，他们在战争中坚持时间更长，最终战胜了敌人。

我们通常在讨论罗马帝国崛起的奥秘的时候，都围绕着军事纪律、制度韧性、地理红利、文化弹性等协同因素来讨论。依靠军团武力和“分治”策略快速扩张；通过法律整合、公民权开放和文化融合维持稳定……都是热点话题。但我们通常会忽略掉罗马强大的奥秘还在于它建立的意大利同盟者体系。杰弗里·里克曼认为：罗马没有向盟国索取贡品，而是要求他们派遣军队。盟军参加罗马的战役，与罗马共享胜利和战利品。相比之下，迦太基头上压着一个收取“贡品”的帝国，还有一支只为钱而出战的雇佣军。公元前238年科西嘉岛和撒丁岛也被迅速地割让给罗马。这些地方的雇佣军没有得到报酬，与迦太基反目，并离开了拖欠报酬的雇主。依靠意大利同盟的“共享战利品机制”，将战争掠夺的财富分配给其他国家以及商人，是超越雇佣军的存在，在历史上算是一个海域协同体系建立的典范。

罗马崛起还有一个根本性的因素就是它掌握了地中海的贸易体系。在罗马世界与东方的贸易往来中，可能最明显的是与东非阿拉伯、印度以及间接地与中国进行贸易。虽然有著名的商队穿越亚洲，从巴尔米拉这样的城市进入罗马领土，或者从阿拉伯次大陆北上到佩特拉。但是，这种贸易的主要路线在海上。他们增加了亚历山大作为地中海港口，有其独特意义。

彼时的人类世界，只有罗马世界和汉代中国才有准确的人口统计。贝洛希（Beloch）估计奥古斯都死时（公元14年）罗马帝国的人口为5400万，非常接近于汉代中国在公元2年帝国人口普查的5950万（或者5760万）的居民总数。两大帝国的贸易接触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罗马帝国与汉朝首次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建立直接联系，尽管学者推测使者可能是商人冒充。《后汉书·西域传》明确记载：“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延熹九年（166年）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后汉书中称为“安敦”）派遣使者从南海（今越南中南部）登陆，携带象牙等贡品前往洛阳。

战利品共享建立起罗马强大的征战同盟和战斗意志、技术升级带来了海战模式的主导权变更、地中海贸易主宰权的获得让罗马拥有了无与伦比的财富和物资保障，这些都是罗马把地中海变成“我们的海”的不可或缺的筹码。

纪录片《地中海》（2022）剧照。

死神的镰刀：

鼠疫、黑死病对文明的重塑

公元前500年甚至更早的时间里，各种微型的和巨型的寄生平衡在亚欧大陆诸文明地区都逐步确立下来，人类宿主与新的文明病之间的适应过程在大部分抑或所有的文明中心也在艰难地展开着。在地中海这样人类出没频繁的水域，航船借助有利的风向，平均速度可以达到每天100多英里，使地中海的沿岸城市构成了统一的疾病圈。一个出发时身体还健康的人可能病倒在路上，并感染同船其他乘客，海上旅行因此可以很容易跨越几百或几千英里的水域，把传染病从一个港口带到另一个港口。

爱德华·吉本他的皇皇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提到：“战争、瘟疫和饥馑这三重灾祸同时降临在查士丁尼的臣民的头上；人口数量明显地减少成了他统治时期一个极大的污点，这种人口减少的情况，在地球的某些最美好的地方至今也并未完全恢复。”

著名拜占庭史学家普洛科皮乌斯在其名著《战争史》中提到：“拜占庭城的瘟疫流行了4个月，其传染最强烈的阶段持续了大约3个月。起初死亡人数略低于正常状态，而后死亡率持续上升，后来死亡总人数高达每天 5000 人，最多时甚至达到每天 10000 人或更多。”疫情期间也产生了第一手观察资料，据当时重要的宗教史学家，以弗所人约翰（John of Ephesus）的记载，瘟疫高峰时，仅君士坦丁堡的公共场所每天便有数千名穷人死去：初期日死亡人数约为5000人，随后迅速攀升至7000甚至10000人，最终达到了骇人的16000人顶峰，这可能是相关史料中记载的单日死亡峰值之最。城门的官员试图记录运往城外埋葬的尸体数量，但在数到23万具之后便被迫放弃统计，因为尸体数量实在过于庞大，超出了清点能力。《阿贝拉编年史》印证了这场灾难的广泛性与毁灭性，描述其“流行了3个月，整户整户地消灭了大量当地居民”。同时代的学者在记录这场蔓延世界的瘟疫时，点明了其恐怖的起源与影响：“据信源于埃塞俄比亚，之后便席卷了整个（已知）世界……除少数先前感染过此病（从而免疫）的人外，无人幸免。某些城市的遭遇尤其惨烈，几乎到了无人存活的境地。”

全球史研究奠基人、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他的名著《瘟疫与人》中总结道：倘若我们把查士丁尼时代鼠疫首次以毁灭性姿态现身欧洲之后的历史，同1346年被欧洲称为“黑死病”的鼠疫暴发之后的历史相比较，上述这点就相当明显了。第一个事例中，鼠疫最后完全从基督教欧洲消失了，基督教文献最后一次提到该病是767年。

本书作者之一的巴黎索邦大学中世纪历史荣誉教授米歇尔·巴拉德也注意到：地中海上“美好的13世纪”，一直延续到1300年以后半个多世纪，却最终以一场破坏人口平衡的黑死病大灾难结束。这场大流行病很可能从克里米亚的卡法贸易港口开始，像野火一样传遍了整个地中海。1347年君士坦丁堡被传染，同年12月，墨西拿和马赛被传染，到1348年6月，瘟疫肆虐于意大利各大城市随之是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不同地区死亡率不同，死亡人口占当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在随后的几十年内这种传染病的复发抑制了地中海大城市的人口增长，需要至少半个世纪才能回升到1348年之前的水平。与此同时，爱琴海和黑海（1348年至1355年）的战争使热那亚与威尼斯、拜占庭和加泰罗尼亚交战，随着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地中海贸易遭到破坏，西方势力被削弱。

黑死病、鼠疫以其恐怖的死亡镰刀，强制性地为地中海文明进行了一次残酷的“重置”。它摧毁了旧秩序的人口与经济基础，撼动了固化的社会结构和宗教权威。在巨大的创伤中，劳动力价值的重估催生了经济新动力，对生命意义的深刻反思则悄然为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火炬点燃了火种。瘟疫并非地中海文明衰落的终点，而是在毁灭的灰烬中，意外地催化了新文明形态的孕育与转型，其深远影响印证了历史进程在灾难面前的复杂性与韧性。地中海文明从此浴火重生，涅槃绽放。

纪录片《地中海》（2022）剧照。

舌尖暗流：

地中海的农作物和美食传奇

在约瑟夫·米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有这样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主人公约瑟连闻到烤羊肉的香味，午餐有烤羊肉串，香喷喷的大块烤肉咝咝作响，就像炭火上的恶魔——羊肉预先腌制了七十二小时，用的是米洛从黎凡特一个奸商那里偷来的秘方，再配上伊朗大米饭和帕尔马干酪芦笋尖，随后的甜点是火焰樱桃，最后是热气腾腾的新鲜咖啡，还有本尼迪克特甜酒和白兰地。主人公约瑟连永远被困在下一次轰炸任务的系统里，而司务长米勒却通过走私意大利的烟草和食物左右逢源，大发横财。二战时，盟军把地中海作为大后方，为粉碎第三帝国提供了丰厚的物资以及开辟“第二战场”分散纳粹兵力，为盟军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地中海“丰腴之海”也给盟军官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十二条军规》

作者: [美] 约瑟夫·海勒

译者: 吴冰青

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19年10月

与其称地中海为“堕落之海”，不如称它为“丰腴之海”。“丰腴”是一种比喻，即一个社会在与邻国或大洋彼岸社会的文化接触中能够获益。但“丰腴”也有其字面上的意义，即商人能从粮食和食盐等基本商品的交换过程中获得巨额利润。他们所描绘的地中海历史，重点不是通过贸易路线从东方将香料和染料运来（其中大部分是远离地中海海岸的东印度群岛所生产的）而是获取基本物资——如粮食、葡萄酒、油料、金属与木材之类商品——的交换体系。

作者之一的英国植物学家、剑桥大学资深研究员奥利弗·拉克姆指出：地中海几乎从全世界各地都引进农作物，但是不包括“类地中海气候”的地区、如美国加州、智利、南非和澳大利亚等。在古代，桃子、角豆和无花果来自近东，白色桑葚来自远东，枣树来自非洲。在中世纪，苹果来自中欧（最初源头是中亚）。橘类水果、水稻、甘蔗、桑葚和棉花来自东南亚和中国。自中世纪晚期以来，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部分地区几乎和日本一样依赖稻米在过去的150年里，茄子和加那利松树来自非洲，猕猴桃产于热带的东南亚，桉树来自澳大利亚的非“类地中海”地区。这就是地中海“丰腴”的原因。

大卫·阿布拉菲亚总结道：地中海世界在500年周期内爆发了三次饮食革命。第一次是1000年左右，在阿拉伯人统治下，外来作物如橘类水果的引进；第二次是1500年后，新大陆作物如玉米带来的冲击；第三次是2000年左右，地中海饮食文化向外传播。

阿拉伯商人将波斯湾的柠檬树苗藏进船舱，偷渡至西西里。基督教修士初视其为“异教毒果”，却在黑死病肆虐时发现其治愈败血症的神力，这种金黄果实最终成为修道院榨取财富的利器。而蔗糖种植园更催生了跨地中海的奴隶链。威尼斯人在塞浦路斯建立的压榨体系，实为美洲殖民经济的血腥预演。克里特岛克诺索斯宫的陶罐残片证明，米诺斯人以橄榄油换取埃及黄金，比货币贸易早千年，橄榄油和葡萄酒是文明世界之间的硬通货。15世纪热那亚商船账簿上，运往佛兰德斯的橄榄油价格标注着“等价于英格兰羊毛”，滋味在此升格为跨文明结算的密码。橄榄油竟蕴藏着货币之魂。犹太商人在安达卢西亚的厨房里，将阿拉伯茄子、波斯米饭与西班牙番红花烩成“摩尔式炖菜”。宗教战争筑起的高墙，在陶釜沸腾的水汽中悄然溶解。刀叉划开的从来不只鲭鱼腹，还有权力与阶层的疆界。

地中海的美食和农作物并非表面上“丰腴”的生存资料，而是深刻塑造其文明的核心基因。物种融合适应严苛环境，为地中海农业体系奠定物质基础；食物贸易编织跨文化网络，推动技术传播，启动了地中海的经济引擎；从餐桌礼仪到“文明人”标准的界定，多元饮食文化的交汇，不仅记录了征服，更反映了不同族群、不同宗教之间的大融合。

法国史学巨擘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在达·伽马发现印度洋航路之前，地中海是个自在的、独立的、几乎自给自足的世界”，地中海是“一个集会所，一种混合物，一个人类统一体”。这里有一个定语，就是大航海之前，如今的世界，已经不是以地中海为中心的世界了。《地中海四千年》这本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继承布罗代尔“长时段”史学研究的核心理念，守正出奇，把以往研究忽略或者不太关注的内容串联起来，通过有条理的主题，为地中海研究注入了新的兴奋点。我们知道，熵增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核心概念，指一个孤立系统的混乱程度（熵）自发增加的趋势，表现为从有序走向无序的不可逆过程。地中海不是地理容器，而是永不凝固的流动方程式——盐分、季风、货物、病毒、字母表在浪潮中解构重组，将冲突转化为共生，让霸权消解为记忆。地中海更是文明熵增实验室——四千年的神话、瘟疫、技术碰撞、美食交流，验证了“开放系统”才能抵御霸权固化，文明与文明之间只有求同存异、摒弃分歧、共谋发展，人类才能和谐共生，地中海才能持续蔚蓝。

撰文/格瓦拉

编辑/李永博

校对/卢茜

每100个贵州人中，有64人走上战场……穿越80年的贵州抗战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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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秋黔南，山色如黛。

骤雨初歇，独山深河桥下流水淙淙，石桥静卧，青苔斑驳，桥上的210国道车流如织。

深河桥老照片。资料图

这座桥，见证了日军入侵黔南的滔天罪行，也见证了中国军队和贵州各族儿女英勇抗争的光荣事迹。

从1931年北大营的枪声，到1937年卢沟桥的烽火，再到1944年深河桥的爆破声—中国抗战的血路自北向南，最终在黔南的群山中迎来转机。

重建后的深河桥静卧山间。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刘青 摄

黔山莽莽，八十载风云激荡。当抗战胜利的荣光穿透历史云烟，照耀在今日贵州葱郁的山川之上，那些曾被炮火犁过的土地、被血泪浸染的河流，回荡着民族存亡之际的壮烈呐喊。

贵州，这片烽火岁月里的战略后方、西南重要的交通枢纽，以非凡的坚韧和巨大的牺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上镌刻下无法磨灭的“黔”字印记。

今天，我们聆听深河桥的足音。

历史的足音

黔山肃立，深河呜咽。

在深河桥抗战遗址陈列馆，服务中心主任岑光礼站在一张地图前，声音低沉：“那是贵州近代史上黑暗的一页。”图上密布的箭头与模糊标注，将记者的思绪拉回1944年那个凛冽的寒冬。

日军进犯黔南示意图。资料图

1944年11月底12月初，十余天时间，日军7000多名士兵从广西突入黔南，直指独山、荔波、三都、都匀等地，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黔南事变”。

“全城瓦砾，一片丘荒。路旁遗尸，随处皆有。”《独山县志》写尽悲怆。县城大火七日不绝，上万间房屋损毁，黔桂铁路遭日军严重破坏。

抗日战争时期，黔桂铁路上逃难的士兵和难民。图片来源：《贵州省抗战损失调查》

在独山黑石关战斗遗址—当年黔桂公路要冲，原独山县档案史志局副局长李天和眼里噙满泪水，讲述父辈经历：“日军混进逃难人群，交火时却将老百姓推向枪口……”他沉默片刻，“无数难民倒在这条路上，尸堆成障，下面还埋着炸弹。”

独山县黑石关战斗遗址。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卢素梅 摄

战火灼烧土地，更撕裂命运。

逃难至独山的湖南教师刘耕之的回忆录藏着断肠之痛：“逃难人群中，一位青年一手抱着三岁幼子，一手搀扶白发老父，腰间麻绳系着怀孕的妻子。一声‘日本兵来了’，老父瞬间被冲散踩踏、再无踪迹。青年发疯般拖出妻子，两人瘫坐田埂，抱头痛哭。”

1939年2月4日，日机轰炸贵阳，大十字一带变为一片废墟。资料图

时间轴再向前推移—

1939年2月4日，18架日机空袭贵阳，投弹129枚，死伤2100余人，1345栋房屋被毁，大十字一带顷刻间沦为废墟。7月29日，7架日军飞机轰炸独山麻尾老街，由于正是赶集日，250人被炸死，75人受伤，大半条街道成为废墟……

英雄的足音

深河桥抗战遗址陈列馆展廊，一张泛黄素描仍在咆哮：布依族汉子卢永章怒目圆睁，高举斧头朝日军劈去。

“这是独山人的血性！”岑光礼话语铿锵，“1944年冬，两个日本兵闯进屯脚寨作恶，卢永章二话不说，带着十几个乡亲，操起斧头柴刀直扑而上。”

这样的故事，在1944年冬天的贵州山野间如星火燎原。

三都石板寨，水族村民50余人自发组织抗击数千日军，打死敌人8人；黎平600名苗侗子弟组队出征广西……

抗日烽火熊熊燃烧。九一八事变后，中共赤合特支随即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动员进步学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1935年初，中共贵州省工委建立后随即配合中央红军宣传抗日主张；始建于1938年的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成为转运军需、护送中共重要人物的中枢。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转运了大批军需物资。图为华侨捐赠的救护车开往八路军驻地途中。资料图

忻口战役，遵义籍连长刘眉生在战前写下家书，最终长眠太原；淞沪会战，三都籍参谋长滕久寿壮烈殉国，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写下“血洒淞沪”条幅以慰英灵；徐州会战，平坝籍团长陈蕴瑜战至最后一刻英勇牺牲；加入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的贵州“草鞋兵”，打通滇缅公路坚守怒江，保障国际援华物资运抵中国抗战前线。

抗战期间，贵州出征将士达639631人，每100个贵州人中，就有6.4人走上战场。

有人正面御敌，也有人敌后周旋。八路军120师359旅参谋长、七星关人刘仁被俘活埋，至死未吐一字；普安籍工程师罗会廉放弃优渥待遇，屡建奇功，被日伪于安徽高楼庄残忍杀害，年仅30岁。

而更多的付出，是沉默的。

在黑石关旧堡垒旁，李天和手指县城的方向：“我父亲参与修建独山机场。他说，那时候，塌方、轰炸、饥饿—人像草一样倒下。”他顿了顿，“但没有一个人退。”

这不是一个人的记忆，而是一代人的命运。

在晴隆“二十四道拐”，3万士兵与5万多名民工悬于峭壁，用铁锤和钢钎，“凿”出了这条令人胆寒的“抗战生命线”。1937年至1945年间，总计将45万吨国际援华物资运抵抗日前线，抗战中后期，每日超过3000辆卡车由此驶过。

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抗战公路遗址。拍摄：约翰_F_阿尔伯特(John F. Albert）图片来源：陈亚林

在黔东南黄平旧州机场、黔桂铁路，以及贵州连接邻省的多条公路干线上，没有番号、不曾被详细记载的数万贵州民工，用血肉之躯筑起一条条生命通道，用最简单的工具、最质朴的勇气贡献“东方战场”上的贵州力量。

薪火的足音

1941年，陆军军官学校四分校一路西行，从广西迁至离深河桥几公里外的独山县城。

“四分校在独山办学虽短，却培养出一批军事人才。”县档案馆馆长杨惠蓉轻轻翻动泛黄的档案感慨道。

硝烟弥漫中，贵州不仅是交通要冲，更成为中华文明薪火的庇护之地。

几乎同一时期，一场无声的文化迁徙在黔贵大地悄然进行。故宫文物历经艰险，秘密运抵贵阳六广门毛公馆、安顺华严洞。幽深的喀斯特溶洞中，80箱国宝安然存放6年，无一损毁。

而在贵阳城郊的地母洞，原藏杭州文澜阁的140箱《四库全书》，跋涉两千多公里最终密存于此。天晴时，专家们轻手轻脚开箱翻晒，文明的薪火，在这小心翼翼之间延续。

藏于贵阳地母洞的文渊阁《四库全书》。资料图

与此同时，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的率领下，于1940年2月西迁遵义湄潭。

1939年6月，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前排左三）与部分师生在遵义的合影。资料图

在破庙中上课，在桐油灯下写论文，浙大师生以“求是”精神扎根贵州—李政道从化工系转到物理系，常常枕着美国《物理评论》杂志入眠；苏步青在微分几何领域开辟新天地；王淦昌提出探测中微子的方法；农学院师生改良稻种，被老乡亲切地称为“救命菩萨”。

战火虽烈，文教之根却越扎越深。

彼时，贵阳成为战时文化重镇。沙驼剧社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力报》同仁彻夜编发号外；画家以笔作枪，作家以文为帜……徐悲鸿在此义卖呐喊，巴金在黔中小屋写下《憩园》《第四病室》，作曲家汪秋逸的“江南三曲”从贵州传遍大江南北。

战争可以摧毁城市，却断不了文化的根。

正义的足音

1944年12月2日，美军上尉富兰克·亚瑟·格里森引爆炸药，深河桥在巨响中崩塌，切断了日军北上步伐。

美军飞行员在黄平机场拍照。资料图

这座桥，成了中国与国际正义力量携手的象征。

今年7月中旬，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夫·格林与飞虎队后代来到黄平旧州机场。目睹宽阔的主跑道和美国空军陈纳德将军雕像，他难掩激动：“我花了30多年寻找飞虎队在华作战遗址，这里是最棒的见证。”

1941年，陈纳德组建飞虎队，与中国军民共抗侵略。战后统计，800余名飞虎队员从这里起飞，鏖战长空，创下击毁击伤日机120余架的战功。

乌江河畔，苏联空军金角罗夫烈士长眠于此。29岁的他，在广西南宁对日作战返航途中不幸殉难。80余年来，沿河百姓视如亲人，修墓立碑，建起纪念广场。

战争不仅是前线的交锋，更是后方保障的较量。

陈亚林向记者讲述美军与中国人民共同抗战的故事。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卢素梅 摄

日军封锁交通后，大量援华物资经滇缅公路、滇黔公路运往全国各地。位于关岭和晴隆两县交界处的北盘江铁索桥是咽喉要道，1939年至1942年遭日军数百架次轰炸。“修了炸，炸了修。”原晴隆县文物管理所所长陈亚林翻开发黄的相册，目光如炬，“它是屹立在北盘江上的一座抗战生命线，为护桥通路，以及抢修‘二十四道拐’，坚韧的晴隆人民与美军通力协作，誓死保卫运输线。”

位于贵阳市森林公园内的贵阳图云关救护总队部旧址。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贾智 摄

即便在最黑暗的岁月，人性的光辉依然闪耀。在镇远“和平村”，中国军民以超越战争的胸怀优待日本战俘，近600名俘虏中先后约150人加入反战同盟，成为反法西斯宣传者。

贵阳图云关翠林深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旧址静立。1939年起，这里汇聚了来自美国、德国、奥地利、瑞典等国的援助物资，集结数千名中外医护人员。他们携手战地救护、防治瘟疫，在茅草屋和帐篷中，谱写跨越种族、跨越国别的生命赞歌。

31岁的英国医生高田宜为救治被日军细菌武器伤害的中国民众不幸殉职；保加利亚医生甘杨道与中国姑娘张荪芬在此相爱，为孩子取名“保中”“保华”，寓意“保卫中华”……

如今，图云关抗战纪念馆内，几面刻有中外救护队员姓名和照片的墙壁依然醒目，他们的名字交错铭刻，一如当年并肩为正义而战的峥嵘岁月。

部分中外医务工作者在图云关合影。资料图

跨越的足音

深河桥横卧，河水静流。

不远处，兰海高速、贵南高铁穿越喀斯特群山，大桥如虹。

俯瞰深河桥抗战遗址，老桥新桥遥遥相望。贵州日报天眼新闻 记者 刘青 摄

老桥新桥彼此凝望，像跨越时空的对话者：一边是沧桑过往，一边是蓬勃今朝。

从筑光音乐会到贵阳路边音乐会，这里传承着红色的基因—

8月22日，贵阳文昌阁下，《救亡进行曲》再次响起。蒙蒙细雨中，数百名市民自发聚集，观看“山河共鸣 筑光永续”路边音乐会。他们致敬的，是88年前那个深秋—1937年，筑光音乐会的年轻人就在这座城市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惊醒了沉睡的山城。

8月22日，“山河共鸣 筑光永续”路边公益音乐会在贵阳文昌阁举行。1937年，“筑光音乐会”的年轻人就在这座城市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惊醒了沉睡的山城。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高伟 摄

从“草鞋兵”到威宁高原兵，这里流淌着英雄的热血—

威宁凉山社区朝阳组，40余户人家走出21位军人，88人次荣立战功—乌蒙深处，藏着一个动人的“功臣村”。

威宁籍官兵参加军事比赛。王应学 供图

从文军西迁到东西部协作，这里绵延着“求是”的薪火—

从浙大路到可桢路，从浙大小学到求是高中，历史的痕迹在湄潭清晰可辨。“老师常讲西迁故事。”捧着浙大录取通知书的湄潭学子宋博珩说。自2008年起，一批批浙大学子来此支教。战火中播下的文化种子，如今已绽放为教育接力和产业帮扶的繁花。

从图云关到所罗门，这里搭建起开放的桥梁—

每年3月，贵州与所罗门群岛如期“遇见”。自2022年起，贵州承派的中国医疗队远渡重洋，让中医针灸扎根南太平洋。昔日受援的贵州，如今正把温暖传向世界。

第四批援所罗门群岛中国医疗队正在给当地居民诊疗。图片来源：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从深河桥到世界第一高桥，这里刷新着贵州的高度—

地球裂缝北盘江上，高桥飞跃。8月25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顺利完成荷载试验，预计9月底建成通车。

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荷载试验。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刘青 摄

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中，我们聆听深河桥的足音，也聆听贵州的足音。

从“富矿精开”实现价值裂变到“六大产业基地”挺起新型工业脊梁，从“中国天眼”凝望苍穹到数字经济驰骋新路，从万桥飞架到通江达海，从“村超”“村BA”等“村字号”IP爆火到“黄小西，吃晚饭”享誉四方……黔山贵水间，贵州高质量发展步履铿锵。

贵安超算中心。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刘青 摄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面向未来。

山河为证，时代作答。

贵广高速铁路线上，一列列车飞驰而过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贾智 摄

(来源:贵州日报报刊社)

等等等等！真有人在天上“炼丹”？！

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不是神话，在距离地面大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一台现实版的“炼丹炉”成功把钨合金加热到超过3100℃，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这台藏在中国空间站的“太空炼丹炉”，其实就是位于天和核心舱里面的无容器材料实验柜，上天四年来，它一直忙着“炼丹”，只不过炼的不是长生不老的丹药，而是能扛住火箭发动机烈焰的钨合金、铌合金等“耐热高手”，以及一些新型材料。

“太空炼丹炉”

隐藏哪两大关键技术

现在，这台“太空炼丹炉”又成功把钨合金加热到3000多摄氏度，都快接近太阳表面温度的一半了。这堪比神话的硬核本领，隐藏着两大关键技术的突破。

首先是让材料乖乖听话的“悬浮术”。在地面上，熔化的金属液体在重力影响下会变得十分调皮。它们要么会像糖浆一样粘在容器上，要么会被重力拽着“分家”，不同密度的金属会像油和水那样分层，根本无法形成质地均匀的合金。但到了太空微重力环境，液态金属瞬间变乖，表面张力把它们捏成圆滚滚的“仙丹”，实验柜再通过静电场产生的力，就能将金属稳稳托住，悬在半空。这时候它完全脱离容器接触，既不沾杂质，也不被干扰，真正实现了“无容器”。

其次是加热金属的“三昧真火”，其实是实验柜的双波长激光系统。半导体激光“强攻”金属表面，二氧化碳激光负责“渗透”加热内部，再配合300瓦的大功率输出，哪怕是钨合金这种熔点极高的“顽固分子”，也架不住两种激光联手，被烧化成液球。

“悬浮术”+“三昧真火”

能捕捉到什么“硬核数据”

“悬浮术”与“三昧真火”的精妙配合，就能帮助科学家看清极端耐热材料在超高温下的“真面目”：比如钨合金熔化后怎么流动、冷却时怎么结晶，这些地面实验永远捕捉不到的“硬核数据”，正在为我国新型耐热材料的设计铺路。

未来，它们可能变成宇宙飞船的“铠甲”，能抵御穿越大气层时的熊熊烈焰；也可能化作火箭发动机的“心脏”，在极端高温下保持稳定运转。太空炉里每炼就一颗 “金丹”，意味着人类驶向星辰大海的梦想更进了一步。

转自｜央视新闻客户端 记者：帅俊全 高博远

来源：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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