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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童子军

中国童子军

中国童子军，是民国时期受国际影响，在儿童教育运动中创办的组织。

1907年，英国军官罗伯特·贝登堡在英国南部多塞特郡勃朗海岛上建立最早的童子军，最初的成员只有二十多名。1912年2月25日，严家麟组织60个16岁以下的男孩在武昌文华书院图书馆，举行宣誓，成立了“中国童子军”第一支队。1926年3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青年部创办“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同时成立“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委员会”。1929年，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司令部又改为“中国童子军司令部”，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负责。1934年11月1日，“中国童子军总会”在南京正式成立。抗战胜利后，中国童子军运动走向衰落。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大陆的中国童子军运动宣告结束。

中国童子军大体上可分为幼童军（一般为8-11岁）、童子军（一般为12-18岁）、青年童子军（18岁以上）、女童子军、海童子军数种。中国童子军教育的课程分三级，即初级、中级、高级，另外还有各种专科。中国童子军宗旨为“中国童子军以发展儿童做事能力，养成良好习惯，使其人格高尚，常识丰富，体魄健全，成为智仁勇兼备之青年，以建设三民主义之国家，而臻世界于大同”。从青少年教育的角度来看，中国童子军教育具有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的作用；从中国国民党方面来看，中国童子军训练是党化教育的重要形式；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国童子军在社会服务、抗日战争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历史沿革

设立背景

童子军是近代资产阶级对儿童进行社会军事教育的组织。它最先由英国军官罗伯特·贝登堡于1907年在英国南部多塞特郡勃朗海岛上建立。它最初的成员只有二十多名，主要组织儿童过露营生活，进行烹饪、侦察、攀登等活动。不久，许多国家竞相仿效。从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组织。1920年，“国际童子军总会”在伦敦成立，童子军运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据1934年统计，当时参加总会的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童子军人数达到226万余名。

在华创立

受欧风美雨的影响，中国也创办了童子军。它的创办人为严家麟。严家麟，湖北武昌人，1890年生于汉口一个与教会常有来往的绅商家庭。他早年曾留学美国，专事考察过美国童子军教育事业。由于身体衰弱，视力不佳，面对外国侵略中国积弱的局面，他无法像当时的革命志士进行拯救祖国的艰苦的革命活动。于是他只好把宗教和教育当做他一生追求的目标。而且他认为：“救中国非武力不可，而没有道德、知识及健全体格之国民，就不会有一个好军队”。基于此，他组织了许多有益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活动。童子军的创办，就是其中的一项。

在华发展

1912年2月25日，严家麟参考英美童子军的教育形式，组织60个16岁以下的男孩在武昌文华书院图书馆，举行宣誓，成立了“中国童子军”第一支队。由于武昌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又位居中国经济地理中心，严家麟创办童子军的事迅速传播开来。1913年，上海格致公学、华董公学、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和江苏无锡第三师范附属小学等地也先后创办了童子军。

1915年，第二次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童子军进行了会操表演，并参与维持会场秩序等服务工作，得到了在场的各地教育界人士的深切注意和赞赏。运动会闭幕后，各地教育界人士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提倡、推广童子军组织。同年11月，“中华全国童子军协会”在上海成立，北京、天津市、广州市、南京、汉口等地设分会。童子军的影响逐渐扩大，开始向全国发展。据《教育杂志》调查，1922年，单江苏省60个县中，有41个县创办童子军，总人数达11251人，其中上海县有1110人。

1924年，国际童子军总会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第二次国际童子军大会。江苏省童子军受教育厅及省教育会的资助，选派6人，由教练员李启藩、沈同一等人率领前往参加。他们参加了昏夜寻路、救护、侦察等比赛，取得了总分第5名的较好成绩。这是中国童子军参加国际童子军运动的开始。

随着各地童子军组织的蓬勃发展，1926年3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青年部在审查此前的青年运动时，感到“力量不集中，没有系统组织”，认为童子军是“青年运动最好的工具”，于是通过了一项统一领导少年儿童的决议，由中央青年部创办“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同时成立“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委员会”，指出：“凡有组织，可存者留之，应去者弃之。”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童子军组织的控制，刚定都南京不久的国民党政府决定撤销“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委员会”，成立“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司令部”。委任张忠仁为司令，领导和办理中国童子军事务。童子军改组后，颁布了童子军团和省、县、市童子军组织法。从此童子军的“基础巩固，组织更加完密”。

1929年，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司令部又改为“中国童子军司令部”，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负责，中央训练部部长何应钦任司令，并于中央训练部下设童子军训育科，办理中国童子军事务。1930年4月，第一次中国童子军总检阅和大露营在南京举行。参加这次集会的有121个团，3366名童子军。何应钦戴上童子军的圆形礼帽，穿上为他特制的童子军制服，系上领巾，站在主席台上进行检阅。此后，中国童子军运动更加活跃，向司令部登记的童子军也日益增加。据统计，当时参加童子军的人数已达20余万。

1932年4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通过了《中国童子军总会组织案》，以蒋介石为会长，戴季陶、何应钦为副会长，又设筹备委员9人，负责筹备工作。6月，中国童子军总会筹备处成立。次年，筹备处扩大组织，由戴季陶任主任，朱家骅、张治中任副主任，办理一切筹备事宜。10月，《中国童子军总章》公布施行。在《总章》中，对童子军的宗旨、训练原则、誓词、类别、组织、财务甚至制服徽章及旗帜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1934年6月，教育部根据总章规定，选朱家骅、陈立夫、张治中、周亚卫、酆悌等5人为中国童子军理事会第一届理事。11月1日，“中国童子军总会”在南京正式成立。蒋介石亲任总会长，何应钦任副总会长兼总司令。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童子军激于民族义愤，积极参加抗战。他们组织战时服务团，担任救护、宣传、慰劳、募捐、运输、通信和维持治安等工作，涌现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先进事迹。

衰落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当谢晋元率800名壮士坚守四行仓库时，11名童子军冒着枪林弹雨，不顾生命危险，将三大载重车的慰劳品送给他们。其中年仅15岁的女童子军杨惠敏的事迹最感人。她竟孤身一人冒着敌人的炮火，泅渡吴淞江，向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丁”献旗。使抗战勇士斗志为之一振。抗战胜利后，中国童子军运动走向衰落。

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大陆的中国童子军运动宣告结束。

分类架构

中国童子军大体上可分为幼童军（一般为8-11岁）、童子军（一般为12-18岁）、青年童子军（18岁以上）、女童子军、海童子军数种。中国童子军总会为中国童子军的最高领导机构，但实际工作由童子军中国理事会负责。中国的童子军团有复式和单式两种。复式的除童子军团外，还附设青年童子军团、幼童军团或女童子军团；单式的仅有童子军团。主办童子军团的单位主要有高小、初中、高中等各类学校或其他学校，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工、商、农、教育等各种社会团体。童子军的编制一般是这样：6至9人组织一小队，设正、副小队长；2至3小队组织成一个中队，设正、副中队长；二个中队以上可组织童子军团，设正、副团长和教练员，以及传令、文书等。

课程体系

童子军教育的课程分三级，即初级、中级、高级，另外还有各种专科。初级课程有10项内容：如党国旗、誓词、礼节、徽章、操法等。中级课程有14项内容：如生火、露营、缝补、救护、侦察等。高级课程有15项内容：如测量、制图、架桥、星象、游泳等。专科内容较多，约七八十项，大都是日常生活中实际应用的项目，如自行车、电子及无线电、医学救护知识、操艇、航海、水上救生等。

宗旨本质

中国童子军宗旨为“中国童子军以发展儿童做事能力，养成良好习惯，使其人格高尚，常识丰富，体魄健全，成为智仁勇兼备之青年，以建设三民主义之国家，而臻世界于大同”。而且参加中国童子军的每一个人在入军前都要对着孙中山遗像进行宣誓。誓词如下：“某某誓遵奉总理遗教，确守中国童子军之规律，终身奉行下列三事：第一，励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教训，为中华民国忠诚之国民。第二，随时随地扶助他人，服务公众。第三，力求自己智识、道德、体格之健全。”这样，中国童子军完全变成了蒋系独裁统治的工具。

代表人物

杨惠敏（1915－1992年），女，江苏镇江人。1937年参加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1938年8月赴美国参加世界青年和平大会。1992年3月在台北市病逝。著有自传《八百壮士与我》。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10月26日，日军突破大场防线，企图切断闸北区、江湾镇中国军队的后路，形势十分危急。谢晋元受命率第五二四团第一营官兵四百余人向南推移，留守闸北，掩护大部队撤退，于10月27日晨2时进驻吴淞江北的四行仓库。

1937年10月29日晨，一面12公尺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升起在四行仓库楼顶。在到处都是侵略者旗帜的上海市，此面中国国旗格外醒目。苏州河畔挤满了观旗的人群，连许多外国人也为之动容。一名英国军官在河畔集合了部队，下令部队举枪向中国国旗致敬。

原来，国军第八十八师参谋长张柏亭在接到四行仓库守军请求输送食品弹药和国旗的电报后，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上海市商会，商会会长王晓籁又把任务具体布置到了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在获知此消息后，团里的杨惠敏立即找到服务团团长，请求把献旗任务交给她。获准后，她激动地表示：“我太兴奋了，我有幸来做这件事！我愿意尽我的力量完成这个任务，即使牺牲！”

10月28日夜，杨惠敏从茶叶大楼出发来到四行仓库以东的公共租界，溜过西藏路，从西藏路新垃圾桥匍匐前进。因为租界军的默许，杨惠敏得以顺利从西藏自治区路东的租界来到四行仓库东侧，在到达东侧窗口时，已得到消息的守军用绳子把她拉进了四行仓库。

国旗送到后，军心大振，谢晋元亲自迎接。据杨惠敏回忆，谢团长接旗时，他本人及周围官兵均激动落泪。献旗之后，谢晋元带杨惠敏参观仓库，并看望受伤战士。当看到战士们躺在血泊中的惨况，杨惠敏大受触动，遂向谢团长提出要一份守军的名单，以便国民纪念。这让谢晋元很为难，一方面要严格对敌保密，另一方面又不忍拒绝这位“年轻巾帼”的一片丹心，于是他让文书从原来第一营的名单中临时抄了许多人名，做了一份假名单给了杨惠敏，此名单上的守军数目比实际人数翻了一倍，约有800个名字。

10月29日清晨，杨惠敏参加了守军举行的升旗仪式。当时守军连根像样的旗杆都没有，就临时找了两根竹竿扎成旗杆，配上绳索。升旗仪式结束后，杨惠敏却不肯离开，表示要留在四行仓库为战士们服务。但此时四行仓库异常危险，据杨惠敏回忆，谢晋元亲自开了侧门，将她推了出去，并说：“我们永远记得你，去呀，冲过去，跳下河！”因为天色已亮，不可能原路返回，所以她跳入苏州河游回了对岸。杨惠敏回忆说，在跳河时，还有颗流弹从她身边飞过。上岸之后，杨惠敏得到了商会的接应，她马上将名单交给了会长王晓籁，于是“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英勇事迹便被宣扬开了。

杨惠敏冒着生命危险，把裹在身上的国旗献给守卫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事迹和照片占据了上海市大小报纸的头条位置，《良友》画报还把她作为当期的封面人物。

历史活动

1936年，川甘大饥荒进入高潮阶段，就四川省而言，除成都市各县外都是灾区。本为鱼米之乡的四川其重灾区已有多片土地颗粒无收。此时的国家正处于抗战初期，政府在军用债务的重压下无暇顾及天灾。全国童子军总会，则在后方积极组织动员，锦江区档案局一篇档案中写道：“成都市政府要求童子军应做到：1.尽力捐施：节省零用筹备余钱；2.募集现金：向亲属朋友及社会人士募捐；3.募集用品：募集衣服、粮食、用具、药品。”对于灾区童子军，“自卫以外协助军警河工筑堤抢险、担任救护工作以及救济灾民赠衣施食并设法收容居住。”

四川童子军训练的内容主要包括纪律、礼节、操法、结绳、旗语、侦察、救护、炊事、露营等。军事技术训练是在专门的军训教官指导下进行的。每个童子军团都有固定的军训教官1~3人，由当局从军队中抽派，每年轮换一次。军事技术训练结束后，各童子军团要分别举行会操表演和野营拉练，而一些学校拉练的地点甚至就在如今东风大桥附近，当时那里还是成都市的郊外。学生们在拉练中迅速掌握了急救知识，在1936年的救灾过程中，有超过1000名的童子军参与了医疗护理工作。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四川童子军面临的考验就更加艰巨了。

七七事变发生后，川军出川抗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训令：省立成都实验小学“非年满十六岁，不得参加一切非常工作”。未满16岁的孩子自发在田间劳作、在广场演讲，用实际行动呼吁人民不做亡国奴。甚至在成都附近修建的各个机场都能发现童子军，他们利用假期来帮忙，搬石头、砌卵石，这些机场起飞的飞机加速了抗战的胜利。

童子军四川省分会发布的棉背心的缝制方法，动员大家动手缝衣。一些童子军利用课余时间与成人一起募捐，在一个假期中，四川童子军200人与部分老师一起劳动，共捐款1510元，这些钱相当于现在6万元人民币的购买力。

抗战时期，童子军组织遭到日伪严重破坏。1937年9月，日本占领北平市后，即明令布告取消中国童子军组织。南京沦陷后，童子军总会所在地亦被日军改为神社。抗战胜利后，中国童子军才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其规模再也未曾达到抗战前的水平。许多童子军基于民族义愤，积极参加抗战。他们组织战时服务团，担任救护、宣传、慰劳、募捐、运输、通信和维持治安等工作。“七七”事变后，武汉经常受到日军飞机侵袭，在湖北省童子军理事会的组织指导下，武汉童子军参加了救护伤员、照顾市民、防空袭、组织表演队对抗日将士慰问演出等支援抗战的工作。1938年4月4日，由武汉各校公推的童子军1000人组成湖北童子军代表团，前往驻在武昌的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向抗日将士致敬。

袁少运表示，大约在1985年，瞿琮作词、夏之秋作曲的另一首文华校歌开始传唱——“长江之滨，蛇山脚下，美丽校园，是我文华。悠久校史，名扬四海，英才辈出，桃李满天下。啊，同学们，古老书院青春焕发，阳光雨露，培育新芽，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教书育人，前程远大。啊，同学们，勤奋创造，活泼文明，肩负重任，振兴中华。”“少年强则中国强，希望我们中国人个个坚强。”万学工说，在收集童子军徽章时，他没有想到，中国童子军竟然诞生在武汉。在文华学校百年诞辰的时候，他曾经遇到过一位武汉老市民，这位曾经的童子军回忆，童子军受训时着统一制服，每人手握一根棍子当“武器”，非常威武，纪律严明，还说“当年学会的‘生存本领’让我受益了一辈子”。万学工深受感动，当即将自己收藏的若干藏品，无偿捐给文华中学校史馆，“它们回到了属于它们的地方，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这段历史，就像校歌里说的，肩负重任，振兴中华。”

中国化表现

在童子军行政管理上，欧美各国的童子军组织属于非政府、非政治性的组织，童子军组织不可以也绝对不能代表任何政党和组织，政府只给予方向性的指导和某些方面的支持。比如，英国作为童子军的创始国，1912年国会通过童子军组织规章，并成立童子军总会，处理中国童子军行政及训练事宜，英皇为监护者，但总会不受政府之统辖。1926年3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由中央青年部组织“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委员会”，直接统辖国民党政府域内的童子军，这是国民党建立党童子军的开始[9]。1928年建立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司令部，改归训练部统辖；为提高童子军的地位，1929年进行改组，建立中国童子军司令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负责，何应钦任司令；1934年又改组为中国童子军总会，蒋介石亲任会长，童子军总会掌管中国童子军的一切事宜。童子军也成为初中的必修课程，学生一律加入童子军。童子军变成了中国国民党的组织之一。

在童子军的训练指导思想上，西方注重的是公民意识的培养，让儿童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以儿童自身的成长为出发点；而民国童子军强调的是儿童对政党、国家、社会的服从和奉献，以政党、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罗伯特·贝登堡将军在他的著作里，曾这样阐释童子军教育：童子军教育不是社会上一种为贫苦儿童谋幸福的慈善团体；不是具有一定课程和标准考试的一所学校；不是一个军队；更不是一种得到表面成绩的表面文章。而“是一种游戏，其中年长的哥哥（姐姐）们，可以给他们小兄弟们一种健康的环境，并且可以鼓励小兄弟们各种健康的活动，就是自然界的研究和森林间的技能，它接触的是个人，并不是集团，它是将德、智、体三育一体，一并提高起来的”。它是通过开展儿童所喜欢的活动，培养儿童高尚的品格、健康的体魄、生存的技能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和服务社会的精神，是一种完全从青少年自身出发的自愿、自主的训练。而中国童子军则首先要求绝对的服从以及思想、行动的划一，蒋介石认为，“党童子军的使命，较之各国的童子军特别重大，他的性质可说是一种革命队伍的预备军，他的使命是完成国民革命的大事业”，因此，“只有团体的自由，没有个人的自由”。对童子军不断地灌输“绝对服从”“忠勇”“报效党国”等观念，充分体现了国民党训练童子军的指导思想。

在童子军的训练内容和活动上，西方童子军强调身体的强健以及高尚品格、独立自主精神、自立能力的培养，并注重增强青少年的动手能力，而且是让青少年在各种轻松愉快的“游戏”之中，潜移默化地获得有益于成长的东西。主要是通过童子军常识、小队制度、童子军规律、小队长的职责以及露营工作来培养荣誉感、责任感、公正心、助人、团结等观念；用游戏、体操、个人卫生以及饮食起居上的常识使身体健康发展；以各种室内活动，尤其注意斥堠、架桥、扎营等活动，来提高儿童的能力。民国童子军训练的内容，一方面，注重社会主义的灌输，蒋介石强调“中国童子军的训练，精神与体格应同时并重”，国民党的政治思想是学习的重要内容，童子军和教练员要定期进行政治学习。广州市中国国民党童子军代表大会决议规定：“各校童子军教练每两周由军部召集作政治讨论与报告，使对于政治及本党主义有明了的认识……团部应在每两周举行政治讨论会或演讲会，使童军对政治有明了的意识”；另一方面，把童子军训练当作“青年军事训练的基础”，注重体操、服务、急救等军事知识的学习和实践。

意义影响

从青少年教育的角度来看，童子军教育具有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的作用；对童子军的自立能力的培养和品格修养也起到促进作用。童子军三级课程中所包括的党旗国旗、童子军誓词规律、总理事略、三民主义要略、中国革命史略、国耻史略等内容，特别是它所进行的帝国主义侵华史和国耻教育，有助于培养和激发青少年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而革命纪念日或是国耻日举行的纪念仪式更进一步加深了青少年的爱国意识。如中山大学附中的童子军在“五九”国耻日，举行童子军大检阅，以示纪念；此外，童子军还进行卫生、操法、记号、服务、旗语、侦察、救护、生火、测量、制图等方面的训练，让青少年掌握基本的军事知识，增强御辱反辱的本领，这实际上构成了国防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中华民族危机相当深重的时刻，这些都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同时，这些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有助于提高青少年的生存能力和独立自主的精神，如童子军的誓词规律中，“日行一善”“助人”“责任”“劳动”等，都有助于青少年品格的修养。

从国民党方面来看，童子军训练是党化教育的重要形式。1926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青年部鉴于童子军教育“尚仁侠、重纪律、颇富革命性，不惟民众武装之前导，且可站战线上负警备之责，实为学校青年最要之课外教育”，同时，为使其成为“智、仁、勇”之革命青年，因而力求童子军训练一致，力量集中、组织统一，决定建立国民党童子军。但国民党童子军真正建立起来是在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当时童子军的各种组织、规章也逐渐完备。其时国民党对童子军以及童子军教练员，从组织、言行、思想等方面进行严格控制，并灌输其统治思想，以培养三民主义的接班人。1941年，国民党把童子军并入“三青团”，其控制青少年的目的也就更加明显，要求达到在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之下的“意志集中”和“力量集中”，这与中国历史传统中缺乏应有的民主、自由有关，更是国民党政治统治的需要。童子军组织在其创立初期的确吸引了一部分青少年，并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活动；但是，在其后期，特别是抗日战争后，由于形式主义泛滥，童子军数目激增，质量却严重下降。国民党要人朱家骅曾经说过：“其实一律童子军，则无童子军可言。”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童子军在社会服务、抗日战争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童子军有三句铭言：“准备、日行一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平时他们做一些社会服务工作，清洁街道、扶老携幼，为一些大的社会活动服务、维持秩序；同时，他们还是社会运动、国家号召的积极行动者，在这一点上尤为突出。1934年，中国许多地方发生灾害，童子军发起捐助运动，以救助灾民，其中，上海童子军沿街募捐总数达一万六千多元；1936年，广东各界民众抗日救国示威巡行大会举行广东各界民众抗日救国示威巡行，广东童子军整理委员会派出6000多名童子军，到指定地段服务。抗日战争中，经过训练的童子军，在前线救护伤兵、慰问将士、探察敌情、修筑工事，甚至直接参与战斗；在后方收容遣送难民、代收慰劳品、维持秩序等，为抗日战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一·二八上海市抗战时，上海童子军百余人深入战区服务，受到各界的好评，其中有四名童子军为国捐躯。八·一三事变中，上海十五岁的女童子军杨惠敏，冒着枪林弹雨夜泅苏州河，向坚守上海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献上一面国旗，极大地鼓舞了战士和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一时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