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响，非常近
《特别响，非常近》是美国作家乔纳森·萨福兰·弗尔创作的长篇小说。该小说的主人公奥斯卡的父亲在“9·11”事件中丧生，奥斯卡的祖父母是二战时期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幸存者，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们始终未完全走出创伤的阴影。至亲逝去，小奥斯卡徒留自己在世间徘徊，思念与莫名的内疚撕扯着脆弱的心灵。小奥斯卡走进了爷爷奶奶荡气回肠的爱情和三代人布满伤痛的情感回忆中。
《特别响，非常近》不仅揭示了“遭受恐怖袭击后普通美国人的创伤记忆、心理承受和救赎轨迹”；而且“反思生命意义、深度观照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交融”。
2012年，同名电影《特别响，非常近》在美国上映。
作品简介
九岁男孩奥斯卡的父亲在“911”事件中丧生。在偶然打碎的花瓶里，他找到一个信封。信封里有一枚钥匙——但不知它可以开启什么；信封上有一个名字“布莱克”——但不知道他的姓，也不知道他究竟是谁。小奥斯卡认为这是父亲留给他的寻宝游戏，他开始在纽约寻找400多位姓布莱克的人。通过寻找，他走进了历史和陌生人多彩的生活，走进了爷爷奶奶荡气回肠的爱情和三代人布满伤痛的情感回忆。
作品目录
（参考资料）
创作背景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美国民航4架客机，两架撞毁纽约世贸中心“纽约世贸双子大厦”，一架撞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五角大楼的一角，一架坠毁。这一系列袭击导致3000多人死亡，并造成数千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乔纳森·萨福兰·弗尔未将自己的创作拘于一个固定事件的限定中，他借一名孩童的寻觅之途，延展开去，选取淡化惨剧背景的视角，也即“去9·11化”，从一个孩童的心理疗伤，上升到人性的层面。作者将人类面对无理性的大屠杀时，该如何处理存在与死亡的探究，写入《特别响，非常近》作品中。
角色介绍
奥斯卡，九岁，男孩。他早熟、聪明异常，喜欢给斯蒂芬·霍金写信，在脑子里发明各种奇妙的事物，想发明一种茶壶，壶嘴能吹出好听的调调，或演出莎士比亚。他与父亲在一起时他最快乐，但他的父亲在“9·11”事件中丧生，他陷入巨大的悲伤之中。奥斯卡保留着所有关于爸爸的往事回忆，还有珍贵的最后时段电话录音。
作品鉴赏
主题思想
透过创伤转移后的新生，反思美国政治
在《特别响，非常近》小说中，应对创伤的方式分别在主人公奥斯卡祖父与祖母身上得到体现——他们均是二战德累斯顿轰炸的幸存者，后来又在“9·11”恐怖袭击中失去了唯一的儿子，祖父陷于抑郁的“为何‘我’不在你身边”的创伤展演中不能自拔，祖母在痛苦地呢喃着“我的感情”中拼命寻找生命的意义以应对创伤。
1、奥斯卡的祖父：沉迷创伤展演，拒绝应对
一般受创者会纠结于见证或规避、展演或应对的矛盾之中，然而奥斯卡祖父汤姆斯·谢尔的身心言行却完全埋在忧郁或创伤展演之中，换句话说，他一直活在那个重创的过去——1945年德累斯顿大轰炸中。其中缘由是事件的猛烈性和突发性而不能被受创者的意识立刻接受，发生的当时受创者，也没能感到痛苦或焦虑，所以“对这样难以想象事件的最初接受方式通常均为难以理解”。谢尔就是这样的受创者。
在德累斯顿轰炸之前，他的女朋友安娜告诉他，她怀孕了，他喜出望外，甚至对空袭的警报熟视无睹：“‘我’离开之前，她说，请你喜出望外。‘我’告诉她‘我’确实是喜出望外，‘我’当然喜出望外了，‘我’吻了她，‘我’吻了她的肚子，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那天晚上九点半，空袭警报响起来了，所有的人都去了防空洞，但谁都是不紧不慢的，‘我们’习惯了警报，’我们’以为警报是虚惊，谁没事要来炸德累斯顿？”
谢尔在这场惨绝人寰的轰炸中存活了下来，但安娜没有。这对他而言，生比死更可怕，他内疚自己为何还活着，他不解自己为何没和亲人一起死去，“幸存成了死亡危机与生存危机的搏斗”，在“为何‘我’不在你身边”一节中，谢尔在从未寄出的给未出生的儿子的书信中呢喃出了自己的生死两难：“抱歉。这是‘我’一直想向你说的话，‘我’为一切抱歉。‘我’抱歉，在‘我’或许能够挽救她和‘我们’的理想、或者至少和它们同归于尽的时候，‘我’却离开了安娜。‘我’抱歉，‘我’没有能够舍弃那些不重要的东西，没有能够抓住重要的东西。‘我’为‘我’将要对你母亲和你做出的事情而抱歉。‘我’抱歉，‘我’将永远也不能看见你的脸，喂你，在你睡前给你讲故事。‘我’用‘我’自己的方式试图为自己辩解，但当‘我’想起你母亲的生平故事时，‘我’知道‘我’什么也没有解释清楚，多么遗憾，‘我们’必须活着，多么可悲，‘我们’只有一次生命，因为假如‘我’有两次生命，那‘我’一定会用一次生命和她一起度过。那样‘我’就会和她一起留在公寓里，‘我’将在活人中度过这一次生命。”
显然，这种生存的悖论与幸存者的内疚感紧密相关，而后者又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直接结果。除了其他症状，“伤后应激障碍还导致受创者自我形象严重扭曲”。谢尔不仅遭受了失去本可以与之一同度过“唯一的一生的唯一的一个人”的苦痛，还陷入了混乱，总是在想自己“是个多大的傻瓜，多么愚蠢狭隘，多么无用，多么遭罪和可怜，多么无助”。他的痛苦部分源于自己不该从德累斯顿大轰炸中幸存下来的执念，虽然后来他迎娶了安娜的妹妹为妻，却仍然对过去无法释怀，不能挣脱过去也就无法过好现在，刚结婚就和妻子在公寓里用红胶条划出了“无事区”和“有事区”，“无事区”是“供人消失的好地方”。后来，“无事区”比“有事区”更多了，谢尔甚至只能在“无事区”才能和妻子过夫妻生活。最终，当得知妻子违反约定怀孕了，他避无可避，只能离开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不是因为他自私”，而是“不能活下去”，“他试过，但是他不能”。他抛妻弃子的行为，实际就是创伤展演，“受创者承受着抑郁的痛苦，完全没有能力去执行伦理责任，比如说，考虑他人”。
不管创伤多么摧毁人心，还是会有活下去的可能。但对于谢尔来说，要生存下去就必须祛除情感自我，只留个躯壳。然而躯体的康健，并不等同于健康的恢复。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受创者还是有可能整合记忆、明白曾经发生的事，其中的关键就是接受事实——不管多么不可思议、难以承受，事情确实发生了，而说出所发生的事有助于接受过去，应承认创伤，而非压制或规避，即“说话行为”“恳求见证”，它可以让受创者慢慢地将创伤事件转化为叙述记忆，让他们回想起在过去某一时刻所发生的事，并意识到自己正活在现在，“这可以降低退至忧郁性强迫性行为的危险性”。然而，抑郁患者们出于“对创伤的忠诚”，抵御这个转变，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死去的人的背叛，尤其是他们深爱的人。从表面上来看，谢尔因失语症才无法和他人讲述伤痛，实际上那是他强加给他自己的疾病，他不能或者说拒绝与他人交谈，印证了他不情愿去应对、处理过去创伤的事实，他的说话能力与安娜同时在德累斯顿大轰炸中丧失了。
失语的谢尔对谈论过去的极端拒绝，掐断了所有应对过去的途径。他身体活在当下，精神却一直纠结在过去，不断在想象中重复过去来折磨自己，这些行为都是典型的抑郁症，或“创伤展演”。创伤展演不仅包括无法见证过去，“还让受创者陷入无法再去建立有爱的亲密关系的恶性循环中”。谢尔迎娶了安娜的妹妹为妻，因为她与安娜相似。但在他眼里，妻子仅仅是安娜的化身，当他叫妻子给他当雕塑模特时，他所重塑的仍是自己一刻也不能忘怀的安娜形象。
“遗忘是创伤治愈不可或缺的一个阶段”。谢尔对过去的沉溺源于无法遗忘，创伤个体要学会用更清楚明了的传述方式将创伤经验表达出来，重获理性，放逐过去。谢尔完全没有足够的理性来实现卡鲁斯的“遗忘”，反而背道而驰，一直沉迷于与安娜有关的回忆之中不能自拔，问题因他自己后来注意到这点而变得愈加复杂：“每一天的每一刻，‘我’的心都碎成了比原来组成它的碎片还要多的碎片。‘我’从来没想到过‘我’是个安静的人，更不会沉默，‘我’从来没想到过任何事情。一切都改变了，锲入‘我’和‘我’的幸福之间的不是世界，不是炸弹和燃烧的建筑物，而是我自己，‘我’的思考，这种无法舍弃的癌症。无知是福吗？‘我’不知道，但思考是这么痛苦。告诉‘我’，思考究竟给‘我’带来了什么，思考把‘我’带到了什么伟大的地方？‘我’想啊想啊想啊，‘我’把自己从幸福中想出来了一百万次，却一次也没有把自己想进幸福中去。”
正如谢尔在给未出世的孩子的信中所说的，思考曾使他活了下来，如今思考却在杀死他。他慢慢意识到只要他能够放开过去，他的生活就会简单得多。尽管如此，他仍情不自禁把自己囚在过去的牢笼里，折磨着自己的现在，坚信不遗忘过去才能弥补他不能与安娜共度一生的遗憾，所以他和妻子立了一个规矩——不许谈论过去，而失语症也让他不用冒险去谈论他无法表达的创伤，把他的沟通简化为双手掌刻画的“是”与“不是”的手势语。
2、奥斯卡的祖母：未果的创伤应对
该小说用题名均为“‘我’的感情”的四个章节来阐述祖母的心理创伤与愈合过程。她和祖父类似，“在生存危机与死亡之间挣扎”。自德累斯顿大轰炸之后，她一直难以摆脱父亲、姐姐丧生而自己存活于世的内疚感，更把亲人的死亡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认为是曾散放在她卧室地板上的那100封信加速了轰炸后大火的燃烧才毁了她家的房子。同时，在婚姻生活中一直被丈夫当作已故女友安娜的影子，打破夫妻协议偷偷怀孕后又被丈夫遗弃，更让她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想做一头栖身于污秽中的猪”，习惯羞耻。所以她每次在发表意见之前总要先贬低一下自己，习惯性以“‘我’不是很聪明，但‘我’觉得……”来开头。尽管祖父答应她求婚给了她生活的希望，“他的关注，填满了她中间的那个空洞”，但被当作影子的生活，让她不停地痛苦自问“人为何要过夫妻生活”，最后更心痛地发现“爱一个人爱了四十年，此刻，这份爱变成了订书机和胶带”。最后命运再一次戏弄了她——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中，失去了唯一的儿子。
虽和祖父一样饱受创伤，但从表面上看，祖母更积极地应对创伤，努力投入新生活。在初见祖父之时，尽管她自己都不能保护自己，萌生自杀的念头，想抱上最大的石头走到哈德孙河里，让自己的肺装满水，但她想保护他，并觉得自己肯定可以做到，甚至坚信“如果情势需要，准备粉身碎骨”。当祖父准备离开时，她鼓励他“‘我’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但‘我’在努力”。她一直努力和别人沟通，努力学习英语，好让自己像一个地道的美国人；她努力地表达内心的情感，听从祖父的建议，敲打着键盘，写下自己的生平故事，“表达自己而不是折磨自己”，“减轻负担”。甚至在得知儿子所在的世贸大楼遭受袭击之时出奇的“坚强”，感觉自己像一块石头一样充实，没有觉得空虚，还在给奥斯卡的信中强调“一直想告诉的关键一点”，那就是“说爱‘我’永远都是必要的”。
祖母向奥斯卡坦承自己能活下来的秘诀，是不像祖父那般想得多，学着不要那么多愁善感”，因为“不在幸福面前保护你自己，你就不能在忧伤面前保护你自己”。所以，“9·11”事件当天，当她看到电视播放熊熊燃烧的大楼画面时，她没有任何感觉，并不惊讶。然而，她表面上的超脱、实际上的情感麻木，实则是创伤后的表现，是“受创者屈从于情感迟钝，表面平静淡然”。其实她和祖父一样，身陷创伤的囹，白天尚可以凭借自我意识的控制，压抑创伤记忆，但不能摆脱晚上梦魇的困扰。因为受害者对创伤过去的理解还存在延迟性，之前因分离体制而抵御的创伤经验不可避免地会姗姗来迟，其中的征兆并非通过连贯的叙事，也不是凭借当事人有意识的努力，而是通过一种无法掌控的、四分五裂的方式，比如闪回或噩梦，这正是美国精神病协会所发现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小奥斯卡经常通过对讲机注意她房间里的动静，她会在半夜里把他也吵醒，“她咕哝着抱怨”，所以“奥斯卡的睡眠仰仗于祖母的睡眠，奥斯卡告诉祖母‘没有噩梦’的时候说的是她”。在恐怖袭击之后，小奥斯卡观察到奶奶抱着一块巨大的石头穿过百老汇街，但她并没有把它交给喜欢收集石头的孙子，也从未提起。很明显，她其实一直没有摆脱40多年前与祖父在纽约重逢时想抱着石头投河自杀的倾向，在“9·11”事件中失去独子的创痛，让她回想起德累斯顿的伤痛。
在“9·11”恐怖袭击那天和奥斯卡趴在地板上的时候，小奥斯卡的祖母脑海里跳跃着在这两场灾难中丧生的亲人的画面：“有时候，‘我’觉得空间在和‘我们’塌下来，你父亲在睡觉。安娜在吻‘我’。‘我’觉得自己被埋葬了。安娜捧着‘我’的脸颊。‘我’父亲揪着‘我’的脸。所有的东西都压在‘我’身上。‘我’想起‘我’长大的那所房子里的墙壁。‘我’的手印。墙倒下的时候，‘我’的手印也倒下了。
德累斯顿大轰炸中失去父亲和姐姐的创伤，怀孕时被祖父抛弃的经历，“9·11”中失去独子的伤痛，“9·11”之后重新接回祖父但又再次失去他的心冷，所有这些创伤记忆都缠绕着她，让她无法释然。
3、创伤迁移
透过小奥斯卡的祖父、祖母的故事，读者见证了创伤“不得不说”与“难以言说”的进退维谷的困境。悲伤让人们意识到自己同他人之间的关系纽带，这一纽带能够让人们认识到政治社群的复杂，有助于理解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相互依存状态与伦理责任。借助悲伤，人们可以逐渐体会并理解苦难本身，深刻体会到这样的事实：身体意味着道德、脆弱特质和能动性。在暴力状态下，人们受制于他人意志的摆布无法自制，他人只要肆意妄为即可抹杀生命；人类易受他人伤害的弱点也使人们可能沦为暴行的卒子与工具。“9·11”事件之后，美国出于政治目的，借助媒体铺天盖地渲染这一暴力事件，对世贸中心大厦遇难者临终时刻进行大规模报道。所有这些都产生了震撼效果——激起了人们的恐怖与悲伤，因此催生了强烈的认同感。但是，这些报道营造了氛围、提供了叙事手段，借此确立了值得哀悼的标准“人类”：在大众媒体中无法看到阿拉伯人惨遭伤害的报道，在接下来的反恐战争中也没有关于阿富汗平民和美国其他攻击对象的国民的纪实报道。“9·11”小说弥补了这个缺憾。在《特别响，非常近》中，弗尔穿插了针对广岛市的原子弹轰炸和德国德累斯顿大轰炸翔实、恐怖的描写。其中有一段是奥斯卡播放给学生的日本幸存者智康的访谈录音：“‘我’从窗外看去，看见‘我’一个邻居差不多一丝不挂地站着。他的皮肤从身体上脱落下来，‘我’看见一个年轻姑娘朝我走来。她的皮肤正从她身体上融化下来。就像蜡烛一样，她的皮肤在脱落。蛆从她全身上下爬出来。‘我’不能把它们扫下来，因为那样一来，‘我’就会扫下她的皮肤和肌肉。”
在这两场灾难中，美国不再是受害者，而是给他人带来灾难的凶手。小奥斯卡的祖父、祖母在德累斯顿大轰炸、“9·11”袭击中均是受害者，对他们尤其是前一段创伤的见证，为美国人提供了契机，让他们在移情基础上进行创伤迁移，去感受他者的创伤，重新意识到自己的傲慢，认识到建立更平等的国际关系的重要性；只有在同等基础上体会自己与他人的失去与脆弱，才有可能改变理解国际关系的思维方式，重新定义所谓正义的反恐战争，从而有助于重构全球民主政治。
4、创伤历练，成长以获新生
以9·11事件为背景的《特别响，非常近》亦是一部成功的成长小说，它讲述了奥斯卡在求锁中成长以及在经历创伤后在亲情与大爱的帮助下走向成长的故事。奥斯卡在求锁过程中，逐渐走近了父亲的心灵，与母亲之间的误会也消除了，获得了亲情和他人的信任。父亲遇难后，奥斯卡不敢对妈妈直言恐惧和怀念，他绝不能让妈妈听到父亲的留言，因为保护她是他“存在的最大理由”。不伤害奶奶的感情则是他“另一个存在的理由”。于是，他给母亲做了个手链，他将父亲最后一条留言转换成了莫尔斯密码，表示对其父的爱和思念。他还用其父的留言给母亲做了别的莫尔斯密码饰品，如一条项链、一条脚链、一些摇摇摆摆的耳环和一件头饰，但手链最漂亮，因为“最后的东西最为弥足珍贵”。奥斯卡幼小的心灵虽承受了失去父亲之创伤，但他却用稚嫩的肩膀担当起保护母亲和奶奶之责任。这是他在经历创伤后走向成长之标志。
同时，奥斯卡对他人的不幸、痛苦或创伤也更加敏感，也尽自己微薄之力去帮助他们。面对受各种问题困扰的受访者，他感同身受，常忘却自己的痛苦，而乐于做一名倾听者，帮助他们解心结，解决困难，度过危机。他坚信父亲的话是正确的，“将一粒沙子挪动一毫米”就能改变整个撒哈拉沙漠。
循着钥匙线索而求锁之历程，使奥斯卡从创伤中学会了接受并面对残酷的现实，在此过程中，他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个善于聆听，理解他人之少年。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做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人，希望人人都平安无事。
《特别响，非常近》小说中的“特别响”，可指双子塔楼倒塌时所发出的震耳欲聋之声响，可喻指父亲电话录音在主人公奥斯卡耳畔之巨响，亦可喻指两性之爱及人间之大爱与真情潜藏人心之特响。“非常近”可指奥斯卡在经历9·11创伤后与母亲、祖父母间的关系之近，可指奥斯卡求锁过程中渐与罹难之父间距离之近，亦可指那些陌生的“布莱克”们与奥斯卡关系之近，虽然他们同为9·11事件直接或间接之受害者。该小说旨在说明灾难或恐怖并不可怕，由此而致之创伤也不可怕，只要有亲情、同情、大爱之存在，创伤就将消隐于无形，亲历创伤者亦将走出阴影而获得新生。
对创伤者而言，更重要的是，在创伤后如何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构现实生活图景，并在创伤中成长而获新生，此乃生存意义之所在。与其说《特别响，非常近》是一部关乎创伤的小说，倒不如说它是一部关于家庭、亲情与成长之佳作，它“展现了人与人之间交流与友爱以及重建健康关系的可能”。
在《特别响，非常近》中，透过小奥斯卡的祖父与祖母的故事，弗尔展现了“难以言说”的创伤展演与“不得不说”的艰难的创伤应对过程，论证了祖父口中“活着比死亡可怕”的伤痛。“9·11”失去亲人的伤痛引发了祖母德累斯顿的痛苦记忆，引发了个人、家庭创伤的迁移。然而，创伤本身具有普世性，不分宗教、信仰、国籍与民族。透过他人的创伤视角，人类更应关注人为暴力事件所导致的创伤问题，思索创伤是由谁造成的、根源何在。除了在该小说中将英美联军对德国的德累斯顿大轰炸惨案与恐怖组织对美国的“9·11”袭击并置，透过小奥斯卡播放录像的故事，穿插、见证了美国对日本投放导弹的恐怖事件，“将个人及家庭创伤上升到民族、国家的层面上来，将美国9·11创伤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历史创伤进行对照，形成互文性”。英美盟军是德累斯顿轰炸的制造者，直接导致数万人死于火海中；在“9·11”恐怖袭击中，美国却成了受害者；而在随后的两场反恐战争中，美国又是阿富汗、以色列普通民众的施暴者。世事轮回，历史事件千丝万缕、环环相扣，弗尔在该小说中，将前后两场人类的灾难并置并非偶然，创伤叙事更多的是注入对美国政治的反思。
艺术特色
图像叙事
叙事模式指在叙事作品中用于创造故事传达者（叙述者）形象之一套技巧和文字手段，那么，图像叙事模式则指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图像以创造叙述者形象之一套技巧和图像手段。
《特别响，非常近》中既有单幅图像叙事模式亦有系列图像叙事模式，尤其是小说中系列图像叙事模式乃成后“9·11”作品之典型。
单幅图像叙事：即在一幅单独图像中达到叙事之目的，如第97页大象眼睛。奥斯卡在第三次叙事中，他在布莱克家见大象照片，遂谈到大象的超知：相隔很远却能约会碰头，知道敌友所在地，无需地理线索就能找到水。他还谈到大象发出深沉的呼唤以互相交谈，大象在听到死去的亲属的叫声时，似在哭。这张图像抓住“大象看着就像在哭”的“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顷刻”，将时间凝固在空间之中。又如第168—169页的鸽子飞翔图描述奥斯卡拜访老布莱克，听他讲述战争经历，两人漠然相对，抬头望向窗外时，骤见一群飞翔的鸽子。图中20只鸽子从右下角向左上方飞，鸽子单向飞翔，意味奥斯卡对和平之渴望，短暂却心存希望; 仰拍构图代表和平之可望而不可及。如布莱克所言：“在过去三千五百年间，文明社会只有两百三十年的和平。”这些单幅图像叙事延展了事件之时间过程，将瞬间定格为永恒。再如第65页的指纹图像，将20余枚不同人的指纹在不同时间中进行组合，并置在同一空间，表现在同一图像之中。若将奥斯卡剪贴簿《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作为一整体叙事，那么，其中所有图像均参与并建构图像叙事。大多图像并不按图像发生时的先后顺序连接，但图像本身却暗含奥斯卡在“9·11”事件后为探乃父死因而在纽约的求锁之旅。看似零散的图像便结合成一个视觉统一体，其中每一张图像均记录其追寻过程中之一瞬，并将瞬间精华凝固在以图像在载体的空间之中。
单幅图像叙事已然彰显小说中图像叙事之魅力，而系列图像叙事更说明弗尔的手眼独到和匠心独运了。以下仅举两例加以阐释，便可管窥弗尔图像叙事之独特蠡测其系列图像叙事之高妙。其一是门锁与钥匙图像叙事。门锁本为生活中常见之物，亦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当其以图像形式屡次出现于小说中之时，门锁自然就被赋予了象征或特殊含义。该小说中门锁图片共现5次，分别现于第29页、第117页、第135页、第217页及第270页。五幅门锁图像均出现于奥斯卡爷爷叙事之四章中。因此，门锁系列图与小说情节紧密相关，构成爷爷与安娜及安娜之妹（奥斯卡奶奶）的生死爱情故事之叙事线索。
第29页门内侧有门把手和插销，插销倾斜，寓其爱之倾斜。关闭之门暗示爷爷在纽约一面包房与安娜之妹邂逅时，“已经不能说话了”。安娜死后，“一切都改变了”，即便安娜之妹向他说：“请你娶‘我’”，他同意而心中爱之门却早已随安娜之死而关闭。
第117页门外侧有门把手和钥匙孔。此时，他去找安娜，却并未见到：“‘我’等了一整天。她是在躲着‘我’吗？”六日后，爷爷终于见到安娜，并送出了爱之信息。然而，门上钥匙孔需安娜那把钥匙，方能开启爱情之门。
第135页门内侧有门把手和插销，插销开启。此时，他知妻已怀孕，他告诉她说“‘我’得走了”。他要“买一张去德累斯顿的票”，回到他曾失去爱之所在。锁已开启，他欲打开这扇门，离开这个家。
第217页照片中，门看不出是内还是外，门上有把手却无钥匙孔或插销。此时，爷爷讲述二战期间德累斯顿大轰炸，他在失去一切前“还拥有一切”，安娜怀孕了，他喜出望外，可转瞬间，一切都“烟消云散”。他失去了父母、安娜和孩子，因他太怕失去所爱，所以就拒绝爱。门之互为内外预示爷爷与安娜之爱亦然。
第270页门外侧倒置，把手在下而锁孔在上。此时，他获悉唯一之子在“9·11”事件中死亡，整个世界似再次颠倒过来一样，他“第二次失去生命中的一切”而再次体验丧亲之痛。爷爷叙事通过门锁所展现之空间图像而将其与安娜及安娜之妹的爱情在时间之流中链接起来，从而赋予爱与被爱一种悲情的意味。
与门锁图像紧密相关的还有两幅钥匙图：第63页挂满墙的钥匙图及第316页奥斯卡手中之钥匙图。与第三章满墙钥匙图并列的还有霍金、坠落的人、倒地网球手、寻欢的乌龟及指纹等13张图片，他们看似毫无关联，却皆成为奥斯卡剪贴簿《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之一部分。此图乃奥斯卡发现父亲衣橱信封中一把钥匙后，去位于七十九街之钥匙店——弗雷泽父子店时，乃其开始寻锁之旅前在锁匠铺所拍摄之照片。
他决定拿这把钥匙去纽约216个不同地址寻找472个姓布莱克之人，寻求能开启的那把锁。他找锁是为接近其父。因此，找到那把锁乃成奥斯卡“终极的存在理由”。
第316页的钥匙即信封中的钥匙——“又胖又短的钥匙”。单从构图而言，此钥匙图与锁匠铺那幅形成强烈反差，白色明亮背景上仅一把钥匙，位于图右下方，左上方留白较多。8个月后，奥斯卡终于找到了这把钥匙的主人——威廉·布莱克。奥斯卡“花了八个月时间找锁”，而威廉·布莱克则“花了两年时间找这把钥匙”。他们一直在“互相寻找对方”。奥斯卡寻锁与布莱克寻钥匙之过程预示他试图通过寻找过去以打开父子沟通之大门。他心结已解，锁已不再重要，图中明亮色彩亦给人以欢快，令人平静。
弗尔小说中门锁系列图像不仅揭示祖孙三代之悲欢离合，也象征“9·11”事件后美国普罗大众之现实状况。门锁图像亦为整部小说求锁之主题和情节发展埋下伏笔。爷爷叙事中之门锁系列图像与奥斯卡叙事中之钥匙图像交互穿插，将祖孙求索、奥斯卡成长及爷爷回忆等巧妙衔接在一起。对祖辈而言，门锁之开关意味着痛苦与幸福，甚至是生存与死亡；于奥斯卡来说，求锁即求索之过程，是走出创伤与痛苦之过程。随着奥斯卡敲开一扇扇陌生的布莱克大门，弗尔既展现小说人物各自之不幸遭遇，亦通过图像叙事而将“9·11”后普通美国人紧锁的心灵大门一一打开，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创伤叙事
《特别响，非常近》小说的创伤叙事，表现了以下特征：语言规范性的缺席、语义的断裂、非线性叙事、“不及物”写作。该小说的三位叙述者虽然都在努力地将自己的创伤记忆转换成叙事记忆，但都出现了创伤叙事障碍。
主人公奥斯卡的叙事，虽然在语言格式上符合规范，但是叙述语言支离破碎、语义断裂、时空混乱。奥斯卡的奶奶的叙事在格式上很不规范，多半是短句子的无序排列，句子之间有较大的空白，叙事缺乏逻辑，呈现出意识流状态。奥斯卡的爷爷的叙事在三个人中最为混乱，整个叙事没有段落之分，令读者十分压抑。由于两位老人的书信从未寄出去过，他们的创伤叙事无法达到见证创伤的目的，属于创伤的“不及物”写作。该小说的这一创伤叙事特征表明，创伤记忆转换成叙事记忆是困难的。
《特别响，非常近》小说创伤叙事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创伤的非语言叙述方式。奥斯卡和他爷爷的叙事中，插入了大量的照片、图画、空白页、黑暗页、数字符码。这些非语言叙事方式被称为“元语言”或“副语言”叙事。该小说作者运用这些特殊的叙事方法，目的是为了填补那些由于语言失去功能而造成的意义空白，以表征由于无法言表的创伤给创伤主体所带来的难言之痛。这种叙事方法规避了残酷的现实，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语气，运用了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手段，凸显的是一种“分裂”与“怪异”。这种叙事方法强调了创伤给创伤主体所带来的后果，凸显了创伤的“难以言说”性。创伤记忆难以转换成叙事记忆，是因为这一转换过程相当复杂，决定转换结果的因素也很多。
《特别响，非常近》作品，采用“元语言”或“副语言”的叙事方式，就是在三位叙事者的创伤记忆还没有被转换成叙事记忆之前，对呈现在他们身上的创伤症状予以表征和操演，以填补由于叙事语言的缺失而造成的创伤体验的空白、缺失、不在场、断裂等。
虽然创伤事件的出现可能会使创伤主体震惊、恐惧、悲伤，并导致创伤主体主动或无意识地隔离创伤事件，从而对创伤经历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隐痛，但是创伤经历还是会以创伤症状的方式在创伤主体身上体现出来。
主人公奥斯卡一开始并没有直接叙述他的创伤体验。作者主要是通过创伤展演来描写奥斯卡的难言之痛。奥斯卡幻想自己发明了一种能够用父亲的声音阅读的茶壶，以此来寄托他对父亲的思念：“‘我’实在需要听见他的声音。”他幻想自己发明了能够升降的大楼，可以躲过恐怖分子的飞机，这样父亲就不会死了。他幻想“坠落的人”就是父亲，并以电影胶片逆向回放的方式，幻想父亲能够起死回生。作为创伤症状的外化，他的这些幻想都是强迫性的、无法自控的。
奥斯卡将父亲的壁橱当成了自己的庇护所。他依恋父亲留下的所有遗物，努力在父亲的衬衫上寻找他身上留下的气味。他跑到商店去寻找父亲的踪迹，查阅他的笔迹。他为父亲留下的一把钥匙着迷，并根据信封上的姓氏，在纽约五个行政区寻找所有姓布莱克的人，希望找到钥匙的主人。他或许希望能够通过帮助父亲找到钥匙的主人而得到父亲的原谅，或者希望以此能够更接近父亲，或许希望能够了解更多关于父亲的过去。奥斯卡的这种“恋物症”也是“创伤后精神紧张障碍”症状的一种表现。读者可以通过这些创伤症状的表征与操演，感悟奥斯卡内心所经受的创伤体验。
出现在奥斯卡身上的创伤症状还有他的恐惧、愤怒、暴力倾向、冷漠等。9·11事件后，他担心危险、死亡会随时发生。他恳求妈妈：“你能答应‘我’，‘我’死了以后，别把‘我’埋起来吗？”他在帝国大厦观光时，幻想“电梯的电缆断裂了，电梯往下摔落，”恐怖分子开着飞机撞向大厦。有一次他发现奶奶没在家，于是幻想奶奶“在过百老汇大街的时候被出租车给撞了”，“她从图书馆的梯子上摔下来”死了，她躺在了游泳池的底部，“她心脏病发作了”，“有人把她推到铁轨上去了”，“她被奸杀了”，他还通过幻想宣泄自己的愤怒。他在舞台上扮演约里克的时候，想象自己将骷髅从头上摘下来，用它拼命地砸吉米斯奈特的脑袋，“血开始从他的鼻子和耳朵里喷出来。”他虽然自己也经历过创伤，但对别人的创伤经历却表现冷漠。一次，他在学校的课上放完一段康智对小男孩原子弹轰炸的见证录音后，大谈“关于燃烧的程度和颜色之间的关系”，对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却显得无动于衷。奥斯卡的这些行为举止也都属于“创伤后精神紧张障碍”的症状。
在三位叙述者中，奥斯卡的叙事相对完整。这是因为，他比较成功地从“创伤展演”转向“创伤应对”，在该小说结尾时，踏上了创伤治愈的道路。
在该小说中，奥斯卡从回避创伤开始，以叙述创伤结束。他在六个半月寻找钥匙主人的过程中，走进了其他人的生活，逐渐了解了别人的痛苦与创伤，学会了将自己的创伤体验融入别人的创伤经历。他最后不仅解开了钥匙之谜，还将自己的创伤体验告诉了他的爷爷和威廉·布莱克。他还同爷爷一起把爷爷写给父亲但却从未寄出的那些信件放入父亲的空棺材里，从而填补了他心中失去父亲所留下的空白。他在一定程度上言说了自己的创伤体验。该小说结束时，他不再为自己没有能够接听父亲的电话而感到内疚，并最终与母亲和解。
叙述结构
《特别响，非常近》作品的十七章中，奥斯卡占了九章，开头和结尾都是他讲的故事。虽然这种结构将奥斯卡的感受与祖父母的分割开来，但后者还是镶嵌于前者之中。由于奥斯卡自始至终对其他人的创伤经历无动于衷，沉浸在自己的悲痛之中不能自拔，所以他的故事结局应当为整部小说定下基调。也就是说，对个人及集体创伤的处理方式最后落实于该核心家庭人员的大和解之上。的确，奥斯卡不仅解决了钥匙之谜，而且说出了自己的秘密，摆脱了由于没有接听父亲的遗言而产生的内疚感。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如何通过将祖父未寄出的全部信件放入父亲的空棺材之中的方法解开自己的心结，甚至欣然将母亲的“朋友”罗奥也接纳为新父亲的角色。他与母亲和好如初，后者将他的被子掖好，并说声“‘我’爱你”。就这样，亲情成为了化解代沟的润滑剂。但是，祖父母被排除在大团圆之外，消失于机场的“空白”地带。而且，该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不然就会安全了”中的“‘我们’”显然只将全体纽约人，而非祖父母包括在内，因而暗示了余波未平，使该创伤叙事呈现出开放性特征。
虽然其三条叙事线索并驾齐驱，互相关联，但其分量完全不同，交流效果几乎为零，所传达的悲悯意境及蕴涵却是清晰可辨、交相辉映的。值得强调的是，作为该小说的高潮，“生活比死亡更可怕”这句话既是安娜赠给老托马斯的遗言，又是老托马斯与孙子一起挖坟时送给后者的话，聊以作为对自己突然离家出走的一种解释。细读之下，它甚至还是福厄本人对世态炎凉的幡然感悟。
作品评价
《特别响，非常近》是一部关于家庭、亲情与成长之佳作。
——李顺春（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
《特别响，非常近》是一个炸响的文学惊雷，其发出的警示之声不但“特别响”，而且离大众的生活又是“非常近”。它留给人们的不仅是治疗心理创伤的良药，更多的是对自我和社会的叩问。
——朱桂成（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作者简介
乔纳森·萨福兰·弗尔（Jonathan Safran Foer）， 1977年出生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他父亲阿尔伯特·弗尔是美国反托拉斯协会主席，母亲是犹太人。199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念大一时，弗尔参加了乔伊斯·欧茨开设的初级写作课程。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弗尔进入西奈山医学院学习，不久即退学继续写作。作品有：《了了》、《特别响，非常近》、《吃动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