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于阳
李于阳（1784—1826），字占亭，号即园。清代白族诗人。与昆明市藏纲孙、额淳、强磺，楚雄池春生并称为“昆华五子”。著有《苍华诗文策》、《外集》、《六一诗话》、《诗余》、《偶编》等，今传《即园诗钞》十四卷。
正文
李于阳（1784－1826），字占亭，号即园。其祖为大和县望族，即园二岁时，随父迁居昆明。他善于诗，亦能词，诗名满昆华、苍洱之间，与昆明藏纲孙、额淳、强磺、楚雄池春生并称为“昆华五子”。其著作有《苍华诗文策》、《外集》、《诗话》、《诗余》、《偶编》等，今传《即园诗钞》十四卷。李于阳的诗，题材非常广泛。刘大绅《〈即园诗钞〉序》中说： “其于骨肉友朋、天下国家、人品风化、山川草木、死生离合、治忽安危、贞奸贤侯、良秸灵赎，一系之于诗。”
“在文学方面，元朝末年大理总管段功为梁王效力而被杀害，在地方史记载“孔雀胆”的故事中涉及的有关历史人物，曾留下一些哀婉动人的诗篇。明清时期，汉文化在白族知识分子中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诗人词客辈出，其作品大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和游山玩水之作，但也有一些具有现实倾向和人民性的作品。明代大理下阳溪人杨，是著名诗人、经学家和书画家，他写的《词记山花·咏苍洱境》（因刻于碑，后人称《山花碑》)，用汉字记白语，以20首诗联为一篇，四句一首，共80句，仿白族调“七七七五”格式写成，在白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研究白族语言的重要文献。明代高桂枝，清代李惮、曹奚、李于阳等人的古风诗，都不同程度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其他如杜唐《赵席谣》，李于阳《即园诗抄》中的《卖儿叹》、《米贵行》、《苦饥行》等诗，在文学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
“远在南诏之前，白族的文学就很值得重视。当时，白族与汉族已有来往，汉文化对白族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诏国以后，白族以汉族文字为通行文字，不断派人到中原学习文言文化，汉族的一些文人学士也到南诏任职，教授汉文学，因此，历史上出现了用汉文写作的白族作家，诗人，南诏正是唐诗的黄金时代，所以南诏文人中也以诗人为多，如弁牟寻，寻阁劝，赵叔达，杨奇鲲，杨布，殷宗义，郑昭淳等，都是当时善于写诗的。南诏宰相杨奇鲲，汉文学修养很深，是南诏有名的诗人。他的《途中诗》、《岩嵌绿玉诗》都载入《唐诗》中。南诏门口立的《南诏德化碑》不仅是研究云南历史，特别是研究南诏史的极其宝贵的历史文献，而且也是非常优秀的散文。明代嘉靖白族著名经学家、画家和诗人杨哺所作的民歌体的长诗《山花碑》，以满腔的热情歌颂了洱海的山川文物和白族的社会风尚，语言流畅生动，从头至尾一气呵成，有着浓厚的民族风格。明代正德年间诗人杨士云，为人刚直，不畏权贵，他弃官回家后写的诗反映了他乐于清贫的思想，也表达了对人民疾苦的同情。清代有李元阳、师范、王嵩、师道南、李于阳、赵藩、赵式铭等，都是有名的诗人。至于近当代，则有马曜、杨明、杨苏、晓雪(杨文翰)、张长等作家、诗人为世人所知，有的甚至有全国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