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百科
西周利簋

西周利簋

西周利簋[guǐ]，简称为“利簋”，是西周姬发时期的标准器皿，为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1976年，利簋出土于陕西临潼区零口街道，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器身呈侈口状，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铜像双耳垂珥[ěr]，垂腹，腹部较深，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身和方座饰有兽面纹，方座四角饰蝉纹，足下用云雷纹作地。内底铸铭文4行33字，记录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因利簋是该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因此又被称为“武王征商簋”；又因它是在商周断代中的唯一的实物例证，又被称为“周朝天灭簋”；因其是为纪念利的先祖檀公所做，所以又被称为"檀公簋"。

利簋不仅是武王伐纣的实物见证，还为西周的文化和军事等提供了珍贵的真实资料。铭文的内容更是让史学家确定了“牧野之战”的时间为公元前1046年。利簋内的铭文线条瘦长、间架疏朗，被视为西周早期金文代表之一。同时作为书法史上的关键证据，揭示了甲骨文向金文、由殷商文字向西周文字演变的重要过渡。

2002年1月18日，利簋被确定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同年10月，被列入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2年，利簋被《国家人文历史》联合方面专家评选为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之一。

出土

1976年3月上旬，陕西省临潼县零口公社（今西安市临潼区零口街道）的农民在田边挖井时，偶然挖掘出一个青铜器地窖。得知这一消息后，临潼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迅速前往现场展开调查，发现这批青铜器出土地点是一处约2万平方米的周代遗址。通过观察残存的断崖坑壁，确认出土地点为西周的地窖，总共出土各类青铜器151件。其中一件就是利簋。

制作背景

簋流行于中国商至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用于放置饭食，是古代盛装煮熟的稻、粱等食物的器皿。在商周时期，簋除了作为盛放食物的器皿之外，也是重要的礼器。宴享和祭祀时，以偶数与列鼎配合使用。

约公元前1046年，姬发讨伐暴君帝辛统治下的商朝，是为“牧野之战”。商朝军队溃败之后，周武王在军队驻扎地奖励将士们。身为“有司”（当时中国古代的官职）的“利”得到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并铸造了一件铜簋，用以纪念先祖檀公。由于这件青铜簋是利所铸造，所以人们就称它为利簋。因为利簋见证了武王征商伐纣的重大历史事件，因此利簋也被称作“武王征商簋” 。

形制

造型

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利簋采用上圆下方的形制，是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同时也是中国古人对天圆地方这种古老观念的体现。上半部为圆形，侈口，鼓腹，两侧有两只兽形耳，兽形耳上还有垂珥，下半部为方形底座，造型庄重沉稳。

纹饰

利簋主要有兽面纹、龙纹和云雷纹三种纹饰共同装饰。利簋腹及方座均以云雷纹为地，上面再以兽面纹装饰。方座上的兽面造型与利簋腹部的主体兽纹相仿，兽面纹被描绘为以鼻梁为中心，左右两侧对称分布着眉、眼、耳、角，这种纹饰展现出一种狰狞而恐怖的美感。在利簋的圈足部位还装饰有夔龙纹，呈二方连续图案绕利簋一周。夔龙纹的形象是头部巨大，嘴巴长而张口，身体细长，尾部尖而卷曲，通常只有一只脚和一只角。与兽面纹一样，夔龙纹也常被装饰在器物上。云雷纹是青铜器上的一种常见纹饰，其基本特征是以连续回旋形的线条构成几何图形。云雷纹通常被装饰在青铜器纹饰的空白处作为底纹，以烘托主题纹饰，如利簋上的云雷纹被用来烘托兽面纹。方座四角以蝉纹修饰。内底刻有近商末文字的铭文四行，共计32字。

铭文

铭文内容

利簋铭文共4行33字：“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右）事（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这段铭文经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考释，大致意思就是：武王伐商，在甲子这一天凌晨，岁（木）星当头，大吉。（战斗进行到）傍晚，很快攻下了商都。辛未日（甲子日后第八日），姬发驻扎阑这个地方，赏赐利（人名）铜，利用这些铜铸造了这个簋来纪念檀公（利的父亲或者祖父）。

铭文解读

"越（岁）鼎克昏夙有商"这句铭文涵盖了三个重要事件。“越（岁）鼎”表示夺取了鼎，象征着夺取政权；“克昏”指的是成功战胜帝辛；“夙有商”表示将商朝视为旧朝，标志着周代的建立。由于利簋铭文极为简洁，因此诸学者对于铭文的解读大不相同。一种观点认为，“岁”代表岁星，“鼎（贞）”解释为“当”。按此解释，“岁鼎”即岁星在正位，对应于周的星土分野和鹑火。另一种观点认为，“岁鼎”指的是岁星上中天。

张政烺[zhāng zhèng lǎng]将铭文释为：姬发征伐。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黄怀信释为：武王向商都发起攻击，是在甲子日的黎明。当时岁星中天，直到天黑，武王占领了商。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师封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铜、锡等金属，右史用这些为祖先檀公作了祭器，以纪念檀公。吴孙权释为：姬发征伐商朝时在甲子日的早上举行岁祭，并进行占卜，得到能克商的吉卜。第二天乙丑时，姬发攻占了商，辛未那天，周武王的军队在阑驻扎，赏赐右史利铜，利就用这些铜做檀公宝尊彝。

荣誉与价值

所获荣誉

文物价值

利簋为中国西周历史、文化和军事等提供了珍贵的真实资料，是中国夏商周年代准确断定的重要实物见证。

历史价值

证实商周断代时间

利簋是唯一关于武王伐纣史实的文物遗存，为商周两代的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中国的明确纪年历史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而此前的历史大多缺乏明确的纪年。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虽然有史书记载，但具体发生的时间仍然不为人知。因此，历代史学家为了搞清楚这一重要事件发生的时间，一直在进行考证和推测，但始终未能达成定论。最早对武王伐纣年份进行推算的是西汉晚期的刘歆，他利用古代天象天文学的推算，得出的结论是公元前1122年。近代学者梁启超提出了公元前1027年的观点，而日本天文学家新城新藏则认为武王伐纣应在公元前1066年。此外，还有唐兰的公元前1075年说、丁山的公元前1029年说、章鸿钊的公元前1055年说等。对武王克商的年代共有至少44种结论，最早的为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

1996年，中国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综合研究，利用碳14测定、考证相关史料和遗物等方法，最终得出武王伐纣的确切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而这一天正是甲子日，与利簋铭文的记载契合。由此，古代史上这一著名的战役有了一个绝对年代。由于西周利簋在商周断代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它作为至今唯一的物证孤品，因此被专家学者们称为“周代天灭簋”。

利簋的发现，还证实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文献记载的一些具体史实。例如牧野之战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木)星当空，这印证了《尚书·牧誓》中"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的记录，也与《淮南子·兵略训》等古代文献所记相合。

反映周初赏罚制度

利簋还反映了周初的赏罚制度。周朝最伟大的制度之一是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影响至今的礼乐制度。这一制度既维护了天子的绝对权威，又为社会的稳定做出了贡献。根据《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姬发在阑地犒劳军队，对在牧野之战中立功的“利”赐予了贵重的青铜赏赐。这个“利”获得了昂贵的材料，不是用来铸造铜币，而是铸造成了既供奉祖先的祭物，又体现自身地位的重要礼器——鼎。这说明尽管周代仍处于奴隶制社会，但“礼”的理念已深入到军事和政治的各个方面。相比之下，与商朝时期重视神灵、进行祭祀和杀人的情况相比，周朝在中原确立统治时已怀有治理理念，是一大进步。

文化价值

书法价值

利簋展现了独特的书法特色，其构图疏朗开阔、空间处理成熟老练、线条充满理性，被认为是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作之一。利簋上的铭文，受到商代甲骨文的影响，字体和商代甲骨文、金文的形体结构一致。但是利簋上的铭文线条瘦长、间架疏朗、字迹凝重稳健。在书法史上，利簋被认为是关于甲骨文向金文、由殷商文字向西周文字转变的至关重要的证据。其呈现的书法特点不仅是艺术上的突破，更是文字发展的见证，揭示了文字形式从商代向西周演变的过渡痕迹。

天文学价值

利簋揭示了西周初年的卓越天文学水平。在商朝时期，人们已经具备观察天文现象的能力，并在甲骨文上记录了日食等天文现象。随着五百多年天文学的不断发展，到了西周初年，天文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人们已经开始使用天干地支来精确记录时间，而铭文中的“甲子”和“辛未”就是这一技术的明证。

此外，人们对行星如“岁鼎”的运动轨迹也有详细记录，并将行星的运动规律作为时间节点来记录重大事件，还以此来预测吉凶。利簋铭文中提到姬发伐商时“岁贞”，《国语·周语下》中伶州鸠谓“昔武王伐殷，岁在鹤火”表明，武王伐商时，岁星（木星）和火星同时位于南方正中天的位置，因此是一个有利于伐商的时机。《左传》公五年和《国语·晋语二》中提到“火中成军，公其奔”，强调鹤火位于南方正中天时，军事战争获得成功，号公离开的时刻。这里所指的“火中”这一时刻，即是星占家认为是进攻方有利的时机。通过结合利簋铭文中的“岁贞”和《国语·周语下》的“昔武王伐殷，岁在鹤火”的描述，选择岁星和鸽火位于南方正中天作为战争有利时机的星占活动，在姬发伐商时已经存在。这可以被视为中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星占术的文献之一。

军事价值

利簋还反映了周代初年的军事力量。释义“克昏夙有商”表明周朝在黄昏时就占据了商朝的城池，说明周朝的军事实力非常强大。尽管关于商朝军队人数的详细估算存在不同说法，然而根据《诗经·大明》的记载，殷商之旅，其规模如同林木一般茂密，依旧表明商朝军队的数量庞大。周军挑战雄踞中原的大国，仅用一天便击败了商军，显示了周朝初期的卓越军事能力，也为日后周朝建立、宗周六师禁卫军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相关研究

成器年代考

关于利簋的制作年代，学术界存在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认为是在姬发时期制作，另一种认为是在姬诵时期制作。这两种观点的争议点主要集中在铭文首句的“珷”字上。争论的焦点在于“珷”字到底是周武王在世时的生称，还是后人对其过世后的死谥。一些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唐兰先生认为，“珷”是“生称王号”，推断利簋应该是周武王在世时制作的青铜器。然而，彭裕商、曹汉刚先生等则认为，“文献资料与青铜器铭文表明，周王从不自称王，更不会自称王号；而臣下对周王的称呼，对先王则称‘谥号’，对时王则但称‘王’，并不存在‘生称王号’的情况”。因此，“利簋虽然记载了武王时期的事，但制作年代更可能是在姬诵时期初期。”目前，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同利簋是在武王在世时制作的青铜器。

然后，河南博物院的曹汉刚认为，利簋铭文详细记录了姬发征商和成王赐予右史利铜的两件重要历史事件。长期以来，学术界受到“生称王谥”说的影响，导致对利簋铭文中的“珷”和“王”两者关系的混淆，错误地将利簋视为武王时期的制器。然而，文献资料和青铜器铭文明确表明，周王从未自称为王，更不会使用王号；臣下对周王的称呼，对先王使用“谥号”，对时王则只称“王”，并不存在“生称王号”的情况。在西周金文中，称名的方式相当谨慎，这是因为在古代社会中，名分一直是最重要的价值取向，而周王的名号尤为重要。所谓“生称王谥”的器物纪年方式是为了追述先王的事迹，因此铭文纪年必须考虑先王相对于时王的时空关系，避免与时王混淆。利簋铭文中的“珷”和“王”分别指的是姬发和姬诵。利簋的“辛未”纪日不可能是秦武王甲子牧野之战后的第七日，而更有可能是成王统治时期的日期。利簋铭文描述了成王亲自奖赏利的情节，因此利簋的铸造时间更可能是在成王亲政之后。

“又事”职位考

对于铭文中“又事”一词，学者存在三种主要观点。于省吾认为“又事”可读作“右吏”，即“右正”，乃武王的右臂之官，但金文中并无“右正”这一官职。唐兰、张政烺认为“又事”可读作“有司”，即主管具体事务工作的官吏，唐兰据其“越鼎”之说，认为利参与了迁鼎的工作。但此解释缺乏金文例证支持。徐中舒、黄盛璋等将“又事”解读为“右史”，认为利可能是占星师，其职属于右史，这一解释近年来备受关注，但直接将“又事”读作“右史”似乎存在问题。在西周金文中，“史”和“事”已有明确分化，史官一般都写作“史”而非“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沛姬认为，“史”和“事”二字同源，指手执灵旗兵祷的形象。在古代国家的大事中，祭祀与战争密切相关。史官的主要职责是占卜祭祀以通神，所以掌“大事”者为史官，从制度背景看 “史”“事”本为一字。

史官在古代承担着占卜祭祀、军事观测等任务。在西周时期，左史和右史这一区分在金文中并不明确，早期的甲骨文中史官多称为“事”。在铭文中，右史利被确认为司天的史官，主要职责为观测天文，其中“岁鼎”一词被解释为姬发军中的天象，与利的主要职责密切相关。王沛姬推定，左史、右史并不是正式的官名，而是史官的别称，因其朝位在王之左或在王之右而得名。在文献中，左史以辅助王治理朝政和联系人神为主要职责，而右史则在军中负责观测天象和判断吉凶。虽然右史在铭文中仅见于利簋，但在楚简中也有类似记载，表明其为商周时期存在的官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晖指出，铭文中的“右史”实际上对应于西周金文中的“内史”或“作册”，而“左史”则相当于《周礼·春官·宗伯》中的“外史”。在这一制度中，“内史”负责在朝廷内为王作册，因而被称为“内史”或“作册”；而“外史”则在朝廷之外，职责是随军副官并记录军事战争的情况。在古代，以“右”为尊，为上，而“左”为卑，为下。因此，在朝廷中，负责周王身边事务的官员被尊称为“内史”或“右史”，而在朝廷之外，负责军事战争的官员则被称为“外史”或“左史”。这种差异的称谓反映了在不同背景下对同一官职的不同尊卑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