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把尺子掰断给我用的作文 霸凌我的同学向我道歉,我大度地原谅,心里却再也无法做朋友
霸凌我的同学向我道歉,我大度地原谅,心里却再也无法做朋友
那个电话打来的时候,我正趴在车间那台老掉牙的C620车床边上,耳朵贴着冰凉的铸铁外壳,像个老中医听脉一样,听着里头齿轮箱细微的杂音。
机油和铁锈混合的气味,是我这辈子最熟悉不过的香水。
“嗡……咔哒……嗡……”
声音不对。里头有个齿轮的牙,怕是崩了。
我直起身,摘下油乎乎的手套,刚想喊徒弟小王把工具递过来,兜里的手机就震动起来,像揣了个不听话的马蜂窝。
是个陌生号码,本地的。
我划开接听,声音有点不耐烦:“喂,哪位?”
“喂?是……是李卫东吗?老同学?”
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一种刻意压低的、试探性的热情,像是在滚油里小心翼翼地炸着一块豆腐,生怕溅到自己。
我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
李卫东。这个名字,如今除了家里人,已经很少有人连名带姓地叫了。厂里的老师傅喊我“卫东”,年轻的徒弟们喊我“李师傅”。
而“老同学”这三个字,更是像一把生了锈的钥匙,猛地插进我记忆深处一个早就锁死的角落,用力一拧。
“咯吱”一声,尘封的门开了,一股子霉味儿扑面而来。
“我是马金宝啊!你不记得了?初中坐你后排的,马金宝!”
马金宝。
这个名字像一根针,瞬间刺破了我四十多年来用生活和汗水糊起来的厚厚茧子,直扎进最柔软、最不堪回首的那块嫩肉里。
我没出声,喉咙里像是堵了团蘸了油的棉花。
车间里,徒弟小王正拿着扳手,眼巴巴地瞅着我,等着我发话。阳光从高高的天窗斜射下来,切开浑浊的空气,无数细小的粉尘在光柱里上下翻飞,像一场无声的喧嚣。
那些久远的、被我刻意遗忘的画面,也像这些粉尘一样,瞬间在我脑子里炸开了锅。
初二的那个雨天,我新买的白衬衫,被一只穿着回力鞋的大脚踩在泥水里。
那只脚的主人,就是马金宝。
他咧着嘴笑,露出两排白得晃眼的牙,说:“哎呀,李卫DONG,对不住啊,脚滑了。”
他故意把我的名字最后一个字念得又重又响,引得周围几个跟他一伙的同学哈哈大笑。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陷进掌心,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钳工,那件白衬衫,是他用加班费给我买的生日礼物。
“卫东?卫东?你在听吗?”电话那头的马金宝,声音里透着一丝焦急。
我回过神来,轻轻“嗯”了一声,声音干涩得像是砂纸磨过木头。
“哎呀,太好了!我就说嘛,怎么可能忘了呢!老同学,我可算找着你了!”他的声音立刻恢复了那种夸张的热情,“你现在在哪儿发财呢?”
“没发财,一个修机器的。”我淡淡地说。
“哎哟,那可是技术活儿!专家啊!”他熟练地奉承着,好像我们昨天才在一起喝过酒,“那个……卫东啊,你看你晚上有空没?好多年没见了,我做东,咱们聚聚,好好聊聊。”
我本能地想拒绝。
跟这个人,有什么好聊的?聊他是怎么把我的作文本撕掉,扔进女厕所的?还是聊他是怎么带着人把我堵在放学路上,抢走我攒了半个月才买的一支英雄牌钢笔的?
那些屈辱,像刻在骨头上的伤疤,天阴下雨的时候,依旧会隐隐作痛。
可我还没来得及开口,电话那头又传来一句话,让我把到了嘴边的“没空”又咽了回去。
他说:“卫东,我知道,以前……以前我年轻不懂事,做了些对不住你的事。这次见面,我就是想当面给你赔个不是。”
道歉?
我愣住了。
四十多年了。他竟然要跟我道歉。
这感觉,就像你走在路上,突然有一块石头从天上掉下来,没砸着你,就落在你脚边。你惊魂未定,抬头一看,天上连一只鸟都没有。
太不真实了。
我沉默了片刻,车床的嗡鸣声仿佛也静止了。
“……行吧。”
我听见自己说。
第1章 不速之客的电话
挂了电话,我捏着手机,站在原地,半天没动弹。
徒弟小王凑过来,小心翼翼地问:“师傅,怎么了?家里有事?”
我摇摇头,把手机揣回兜里,那块小小的金属疙瘩,此刻却重得像块秤砣。
“没事,把十二号的套筒给我。”
我重新戴上手套,俯下身子,继续跟那台老伙计较劲。可我的心,却怎么也静不下来了。
扳手在手里转动,脑子里却全是马金宝。
初中那会儿,他个子高,家里条件在我们那片儿算好的,他爸是供销社的主任。他就像个孩子王,身边总围着一帮人。
而我,瘦小,内向,我爸是工厂的八级钳工,我妈没工作,在家里糊火柴盒。我穿的衣服,总是带着一股淡淡的浆糊味儿。
我成了他最顺手的取乐对象。
他会突然从后面冲过来,把我撞个趔趄;会在我回答问题的时候,在下面学我说话;会给我起各种难听的外号,什么“电线杆”、“闷葫芦”。
最让我难受的一次,是学校组织学雷锋,去敬老院打扫卫生。我攒了一周的零花钱,五毛钱,给一位无儿无女的张奶奶买了一包桃酥。
我把桃酥递给张奶奶的时候,心里特别高兴。
可马金宝看见了,他带着几个人围过来,阴阳怪气地说:“哟,李卫东,发财了啊?还买桃酥?是不是偷家里的钱了?”
我气得脸通红,争辩道:“我没有!这是我自己的钱!”
“你的钱?”他一把抢过我手里的桃酥,捏碎了一块,塞进嘴里,嚼得嘎嘣响,“我尝尝,是不是偷来的味道。”
他的同伙们哄堂大笑。
张奶奶浑浊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心疼和无奈。
我冲上去想抢回来,却被他一把推倒在地。手掌在粗糙的水泥地上擦破了皮,火辣辣地疼。
桃酥的碎屑,撒了一地,和着灰尘,显得那么狼狈。
就像当时的我。
从那以后,我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习和摆弄父亲那些瓶瓶罐罐的机油和零件上。
我告诉自己,要忍。总有一天,我会离开这里,再也不用看见他。
后来,初中毕业,他仗着家里有点关系,进了个不错的单位,听说没几年就下了海,倒腾起了服装。
而我,子承父业,进了父亲所在的工厂,当了一名学徒工。
我们的人生,像两条从同一个车站出发,却开往不同方向的铁轨,再无交集。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
没想到,四十年后,他竟然会打来电话,说要跟我道歉。
“师傅,师傅?”小王的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拉了回来。
我这才发现,自己拧着一个螺丝,拧了半天,早就拧紧了,还在使劲。
“想什么呢?这么出神。”我自嘲地笑了笑,松开扳手。
晚上回家,妻子张兰已经做好了饭。两菜一汤,一盘青椒炒肉丝,一盘凉拌黄瓜,一锅西红柿鸡蛋汤。
饭桌上,儿子李晓波正低头划拉着手机,头也不抬地说:“爸,你回来了。”
“嗯。”我应了一声,在水龙头下冲了手,坐在饭桌旁。
张兰给我盛了碗汤,递过来,状似无意地问:“今天听小王说,你接了个电话,就魂不守舍的?”
小王这小子,嘴真快。
我喝了口汤,暖意顺着喉咙滑进胃里,心里的那点烦躁,似乎也被冲淡了一些。
“一个……老同学。”我说。
“老同学?”张兰来了兴趣,“哪个老同学啊?我认识吗?”
“你不认识。初中的。”
“那可是老交情了,找你什么事啊?”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实话:“他叫马金宝。约我晚上吃饭,说……要跟我道歉。”
“马金宝?”张兰皱了皱眉,显然对这个名字没什么印象。
倒是儿子晓波,从手机里抬起头来,插了一句:“马金宝?是不是那个搞房地产的‘金宝集团’的老板?”
我一愣:“他现在搞房地产了?”
“是啊,爸,你太落伍了。”晓波一脸“你这都不知道”的表情,“我们市好几个有名的小区都是他们公司开发的,咱们小区斜对面的那个‘金宝华府’,就是他家的。听说他身家好几个亿呢!”
几个亿。
这个数字像一块巨石,砸进了我们家这片平静的小池塘。
张兰也有些惊讶,她看了看我,眼神里多了一丝复杂的东西。
“他……他跟你道什么歉啊?”她问。
我不想提那些丢人的往事,尤其是在儿子面前。
“没什么,就小孩儿时候不懂事,闹了点别扭。”我含糊地带过。
张兰是个聪明人,她没再追问,只是夹了一筷子肉丝到我碗里,说:“既然人家都主动找上门了,还是个大老板,过去的事就过去吧。冤家宜解不宜结嘛。去见见也好。”
儿子晓波更是兴奋:“爸,这可是好事啊!攀上这么个大老板同学,以后咱们家办事不就方便多了?说不定我找工作,他都能帮上忙呢!”
我看着儿子那张因为兴奋而微微发红的脸,心里五味杂陈。
方便?帮忙?
难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终都要用这些东西来衡量吗?
我没说话,默默地扒着碗里的饭。白米饭混着青椒肉丝,嚼在嘴里,却有点不是滋味。
那顿饭,我吃得异常沉默。
我明白妻子的想法,她是过日子的人,讲究的是人情世故,多一个朋友多条路。
我也理解儿子的心思,年轻人嘛,崇拜成功,向往捷径。
可他们不懂。
他们不懂那包被捏碎的桃酥,对我意味着什么。
那不仅仅是一包点心,那是我少年时代,小心翼翼捧在手心里的、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善意和自尊。
马金宝把它捏碎了,扔在地上,还用脚碾了碾。
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
用再多的钱,再高的地位,也拼不回来了。
第2章 尘封的往事
晚饭后,张兰一边收拾碗筷,一边对我说:“老李,去把那件夹克衫找出来熨熨。见同学,别穿你那身工服去,不像样。”
我没动,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里花花绿绿的广告,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怎么了?还在想白天的事?”张兰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坐到我身边。
她叹了口气,语气放缓和了些:“我知道,你心里肯定有疙瘩。能让你记这么多年,当年的事肯定不小。”
我看着她,这个跟我过了半辈子的女人,我的心思,总也瞒不过她。
“兰儿,你不懂。”我低声说,“那不是‘闹别扭’那么简单。”
“那你跟我说说。”她拍了拍我的手背。
客厅里只开了盏落地灯,昏黄的光晕笼罩着我们俩。儿子回自己房间打游戏去了,四周很安静。
我像是下定了决心,开口了。
我把那些被我藏在心底,连对她都很少提起的往事,一点一点地,说了出来。
从被踩在泥水里的白衬衫,到被撕掉的作文本,再到那包被捏碎的桃酥。
我说得很慢,很平静,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可每说一件,心就像被那根叫“马金宝”的针,又扎了一下。不流血,但疼得钻心。
张兰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她的眉头,随着我的讲述,越皱越紧。
当我讲到那包桃酥时,她的眼圈红了。
“这个马金宝……也太欺负人了!”她愤愤地说,“那时候,你怎么不回家告诉你爸妈?”
我苦笑了一下。
“怎么说?我爸脾气爆,知道了非得去学校找他不可。到时候事情闹大了,我在学校更待不下去。我妈……她身体不好,我不想让她跟着操心。”
那个年代的孩子,骨子里都有一种近乎执拗的“懂事”。我们习惯了把委屈自己咽下去,觉得那就是成长。
“所以,你就一直忍着?”
“嗯。”我点点头,“后来上了技校,进了工厂,跟了师傅,一门心思扑在技术上。我觉得,只要我的手艺比别人硬,就没人敢再欺负我。”
这是我为自己找到的,对抗这个世界的方式。
我用扳手和车床,为自己打造了一副坚硬的铠甲。
张兰沉默了很久,最后长长地叹了口气,伸手抱了抱我。
“老李,委屈你了。”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哽咽。
这句“委屈你了”,比任何安慰的话都管用。我感觉心里那块冻了四十年的冰,像是裂开了一道缝。
“那……你还去见他吗?”她轻声问。
我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
去,还是不去?
理智告诉我,应该去。像张兰说的,人家都主动道歉了,还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我一个普通工人,没必要把关系搞得那么僵。
可情感上,我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
我不想看见他那张脸,不想听他那些虚情假意的客套话。
我怕自己会控制不住,把积压了四十年的愤怒,一股脑儿地全倒出来。
那太不体面了。
我这辈子,最看重的,就是“体面”。不是穿得光鲜亮丽,而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尊严和骨气。
“去吧。”我最终还是做了决定。
张兰有些意外地看着我。
我睁开眼,眼神很平静:“我去,不是为了原谅他,也不是为了攀什么关系。”
“那是为了什么?”
“我想去看看。”我说,“我想去看看,一个当年能把别人的尊严踩在脚下的人,如今,会怎么把它捡起来,还给我。”
这也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我要去亲手关上那扇尘封已久的门,而不是让它在某个午夜梦回,自己“吱呀”一声打开,惊我一身冷汗。
张兰没再说什么,只是起身,默默地去给我找那件她口中“体面”的夹克衫了。
我能感觉到,她的心里,也不再像之前那么轻松。她开始真正理解,这对我来说,不是一次简单的同学聚会,而是一场迟到了四十年的对峙。
第二天傍晚,我按照马金宝发来的地址,坐公交车到了市里最豪华的一家酒店。
酒店门口金碧辉煌,旋转门擦得锃亮,进出的人都衣着光鲜,谈笑风生。
我穿着张兰给我熨得笔挺的夹克衫,脚上是一双擦得干干净净的旧皮鞋,站在这门口,感觉自己像个误入藕花深处的打渔人,与周遭的一切格格不入。
我深吸了一口气,挺直了腰杆,走了进去。
报了马金宝的名字和包厢号,一个穿着旗袍、身姿窈窕的服务员,微笑着把我引到三楼一个名为“听涛阁”的包厢。
推开厚重的木门,一股混合着昂贵香薰和饭菜香气的热浪扑面而来。
包厢很大,一张能坐十几人的红木大圆桌,只坐了一个人。
那人背对着门,正打着电话,声音洪亮,充满了不容置疑的权威感。
“……那个项目,必须拿下!钱不是问题,你告诉他们,只要我马金宝看上的地,就没有拿不到的!”
听到声音,我停住了脚步。
还是那个熟悉的、霸道的腔调,只是比年少时,多了几分岁月的打磨和金钱的底气。
他挂了电话,转过身来。
四目相对。
眼前的马金宝,已经不是记忆中那个瘦高的少年了。他胖了不少,脑门锃亮,挺着一个富态的啤酒肚,身上穿着一套一看就价值不菲的深色西装。
他看见我,愣了一下,随即脸上立刻堆起了热情的笑容,快步走过来,伸出双手。
“哎呀!卫东!老同学!可把你盼来了!”
他的手又厚又软,握住我的手,用力地晃了晃。
我被动地被他拉到桌边坐下。
“你看你,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变!”他上下打量着我,笑着说。
我心里冷笑。怎么会没变?我的手上,布满了老茧和伤疤;我的眼角,刻满了皱纹;我的头发,也已经花白。
我们都变了,只是,他变得更像他自己,而我,也变得更像我自己。
“你倒是变了不少。”我淡淡地说。
“嗨,瞎忙活,混口饭吃。”他谦虚着,脸上却满是得色,“来来来,坐,坐!今天咱们老同学好好叙叙旧,不醉不归!”
他熟练地招呼服务员上菜,点了一堆我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昂贵菜肴,又要了一瓶茅台。
酒菜很快上齐。
他给我倒了满满一杯白酒,举起来,看着我,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一些,变得严肃起来。
“卫东,”他说,“今天请你来,没别的事。第一件事,就是给你赔罪。”
来了。
我端起面前的茶杯,没有动那杯酒。
“当年的事,是我不对。那时候年轻,不懂事,混账,做了很多伤害你的事。我一直记在心里,觉得特别对不住你。这杯酒,我干了,算是给你赔不是。你随意,喝茶也行。”
说完,他仰起脖子,一杯白酒,一饮而尽。
他哈出一口酒气,脸颊泛红,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充满了期待。
期待我的回应,期待我的“没关系”,期待我的“都过去了”。
我看着他,看着他那张因为酒精和激动而显得格外“真诚”的脸。
我慢慢地放下茶杯,开口了。
“马金宝,”我说,“你还记得那包桃酥吗?”
他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第3章 那顿尴尬的饭局
马金宝脸上的笑容,像是被按了暂停键的录像带,凝固了那么一两秒。
随即,他很快反应过来,脸上又重新堆起笑,只是那笑意,明显有些不自然。
“桃酥?什么桃酥?”他挠了挠他那已经有些稀疏的头发,眼神躲闪,“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年代太久远了,好多事都记不清了。”
他记不清了。
这四个字,像一把小锤子,轻轻地,却又无比清晰地,敲在了我的心上。
原来,那些对我来说刻骨铭心的伤痛,对他而言,不过是“记不清了”的陈年旧事。
也是,对于一个习惯了欺凌别人的人来说,他怎么会记得自己随手捏碎的,究竟是一块饼干,还是一颗糖果呢?
就像大象,永远不会记得自己踩死过多少只蚂蚁。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冷了下去。
我来之前设想过很多种情景。他或许会痛哭流涕地忏悔,或许会百般抵赖地辩解,或许会用钱来试图收买我的原谅。
但我唯独没有想到,他会说“记不清了”。
这比任何辩解都更伤人。因为它意味着,在他的世界里,我所承受的那些伤害,根本就不曾存在过。
“没关系,”我端起茶杯,呷了一口,温热的茶水,却暖不了心里的寒意,“记不清了也好,省得你心里有负担。”
我的语气很平淡,听不出喜怒。
马金宝似乎松了一口气,他热情地给我夹菜:“来来来,卫东,尝尝这个,澳洲龙虾,空运过来的,新鲜!”
他把一块硕大的虾肉夹到我的盘子里,仿佛那块虾肉,就能填平我们之间四十年的沟壑。
我没有动那块虾肉。
“说吧,”我看着他,开门见山,“找我到底什么事?”
我不相信,一个身家数亿的大老板,会时隔四十年,特意把我这么一个修机器的糟老头子请到这种地方来,只为了一句轻飘飘的道歉。
这不合逻辑。
马金宝夹菜的手在半空中顿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再次变得有些尴尬。
他放下筷子,搓了搓手,嘿嘿一笑:“你看你,老同学,还是这么直接。”
他给自己又倒了杯酒,喝了一口,像是给自己壮胆。
“是这么回事,卫东。”他身体微微前倾,压低了声音,语气里带着一丝神秘和恳求,“我这儿……遇到点麻烦事,想请你这位大神出山,帮我个忙。”
我心里“咯噔”一下。
果然。
这顿饭,这个道歉,都是铺垫。真正的戏肉,现在才端上来。
“我不是什么大神,就是个普通工人。”我说,“你马大老板人脉广,能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
“哎,话不能这么说!”他摆摆手,“这事儿,还真就非你不可!”
他凑得更近了些,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
“我前年,从德国拍回来一台老设备,是一台瓦德里希的龙门刨床,五十年代的货,宝贝啊!那精度,现在的新机器都比不了。我准备用它来加工我们公司一个新项目最核心的精密模具。”
他说到那台机器,眼睛里放着光,就像我谈论我那台C620车床一样。那是一种手艺人对顶级工具的痴迷和敬畏。
“可问题来了,”他话锋一转,眉头紧锁,“那机器运回来,一直调试不好。我请了德国的专家,请了国内好几个大学的教授,都束手无策。他们都说,这机器的传动系统太老了,图纸也找不到了,没人敢动。”
我静静地听着,心里已经猜到了七八分。
瓦德里希的龙门刨床,五十年代的经典型号。我师傅当年就参与过仿制,我还记得他给我看过那些泛黄的图纸,讲过里头那个叫“液压仿形系统”的精妙设计。
那东西,确实是个硬骨头。
“后来,我到处打听,谁能修这玩意儿。你猜怎么着?”他一拍大腿,“我问到了你们厂的老厂长,他说,咱们市,乃至咱们省,要是还有一个人能让那台老宝贝重新唱起歌来,那个人,肯定就是你,李卫东!”
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期待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算计。
“卫东,老同学,你可得帮我这个忙!价钱你随便开!只要能修好,五十万,一百万,都好说!”
一百万。
这个数字从他嘴里说出来,那么轻松,那么随意。
我看着他,突然觉得很可笑。
四十年前,他抢走我五毛钱买的桃酥。
四十年后,他挥舞着一百万的支票,求我帮他修机器。
这个世界,有时候,就是这么荒诞。
我终于明白了他今天这一切行为的逻辑。
他的道歉,不是因为良心发现,不是因为时过境迁的愧疚。
而是因为他那台价值连城的德国机器。
我的价值,不在于我是他的“老同学李卫东”,而在于我是“能修好那台机器的李师傅”。
他的道歉,不是为了抚平我过去的伤痕,而是为了扫清他未来赚钱路上的障碍。
这跟尊重无关,这只是一场赤裸裸的交易。
他需要我的手艺,所以,他才想起来,需要先安抚一下我的情绪。
那句“对不起”,廉价得就像是饭桌上的一次敬酒,一个客套。
我心里的那点寒意,此刻已经凝结成了冰。
我没有去看那盘子里冷掉的龙虾,也没有去看他那张写满“期盼”和“金钱”的脸。
我只是端起我的茶杯,把里面已经凉透的茶水,一饮而尽。
然后,我站起身。
“马老板,”我刻意改变了称呼,“机器的事,我得回去考虑考虑。”
马金宝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丝错愕和不解。他可能没想到,在一百万的诱惑面前,我竟然没有立刻感恩戴德地答应下来。
“卫东,你……这是什么意思?”他站起来,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恼怒,“钱不是问题,你还担心什么?”
“我不担心钱。”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我只是在想,一个连自己踩碎过别人什么东西都记不清的人,我怎么能相信,他会真正爱惜一台精密的机器呢?”
说完,我没再看他,转身,拉开包厢的门,走了出去。
身后,传来他错愕又愤怒的喊声:“李卫东!你别给脸不要脸!”
我没有回头。
走在酒店金碧辉煌的走廊里,我的脚步异常坚定。
我大度地接受了他的道歉,但我心里清楚,我们之间,那道由屈辱和伤害筑成的墙,不仅没有倒塌,反而因为他今天这番表演,变得更加厚实,更加冰冷。
原谅,可以是一种姿态。
但朋友,永远是一种资格。
他,早就没有这个资格了。
第4章 家里的“听证会”
我回到家时,已经快十点了。
一进门,就看到张兰和儿子晓波都坐在客厅里,没开电视,像是在专门等我。
这架势,颇有点“三堂会审”的味道。
“回来了?”张兰迎上来,接过我的外套,“怎么样?聊得还好吗?”
她的眼神里,带着几分探寻和担忧。
晓波也从沙发上弹起来,一脸急切地问:“爸,怎么样?那个马老板,是不是真像网上说的那么有钱?他跟你说什么了?”
我换了鞋,走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给自己倒了杯凉白开,一口气喝了半杯。
奔波了一晚上的燥热,总算压下去一些。
“他确实很有钱。”我看着儿子,平静地说,“他还说,只要我帮他修好一台机器,就给我一百万。”
“一百万!”
晓波的眼睛瞬间瞪圆了,像是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他一个箭步冲到我面前,声音都有些变调:“爸!真的假的?一百万?!”
张兰也愣住了,她张了张嘴,半天没说出话来。
我们家,就是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我一个月工资加上各种补贴,不到八千。张兰在超市做收银员,一个月三千多。一百万,对我们来说,是个需要不吃不喝攒上几十年的天文数字。
“他没必要拿这种事开玩笑。”我说。
客厅里陷入了一片诡异的寂静。
晓波的脸上,先是震惊,然后是狂喜。他激动地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发了,发了!我们家要发了!”
“有了这笔钱,爸,你还上什么班啊!直接退休,天天去钓鱼!妈也别去超市受那份累了!我们还能换个大房子,买辆好车……”
他像个刚得到心爱玩具的孩子,兴奋地规划着那一百万到手后的幸福生活。
张兰也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她走到我身边坐下,脸上带着几分不敢相信的喜悦,但更多的是一种作为妻子的敏锐。
她拉了拉我的胳膊,低声问:“老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平白无故的,为什么要给你这么多钱?”
我把饭局上的事,原原本本地又说了一遍。
从他那句轻飘飘的“记不清了”,到他最后亮出的底牌——那台需要修理的德国老机器。
我说得很慢,很客观,没有夹杂太多个人情绪。
但客厅里的气氛,随着我的讲述,慢慢地变了。
晓波的兴奋,渐渐冷却下来,他停下脚步,皱着眉头看着我。
张兰脸上的喜色,也一点点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神情,有心疼,有愤怒,还有一丝无奈。
我说完,端起杯子,又喝了一口水。
客厅里,再次陷入了沉默。
这次的沉默,比刚才更加压抑。
“爸,你的意思是……你不准备帮他修?”
最终,还是晓波先开了口。他的声音里,充满了不解和一丝埋怨。
“一百万啊,爸!就修台机器而已!你跟钱有仇吗?”
我看着儿子,他那张年轻的脸上,写满了对我的不理解。
“晓波,”我放下杯子,认真地看着他,“这不是钱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不就是以前上学时候那点破事吗?都过去几十年了,你还记着干嘛?人家大老板都主动跟你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做人不能太小心眼吧!”
儿子的话,像一根根刺,扎在我心上。
“小心眼?”我苦笑了一下,“在你看来,尊严就是小心眼吗?”
“尊严能当饭吃吗?”晓波的声调也高了起来,“现在这个社会,有钱才有尊严!你抱着那点所谓的‘尊严’,能给我们家换来大房子吗?能让我妈不那么辛苦吗?”
“李晓波!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张兰听不下去了,呵斥了儿子一句。
晓波梗着脖子,一脸的不服气:“妈,我说的难道不对吗?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啊!爸是技术好,可技术再好,不也还是个工人吗?一辈子能挣几个钱?现在机会就摆在眼前,他自己不要,还怪我说话直?”
我看着情绪激动的儿子,心里一阵悲哀。
我辛辛苦苦教他做人要正直,要有骨气。可到头来,在金钱面前,这些东西,在他眼里,都成了“小心眼”和“破事”。
是我错了,还是这个世界变了?
“晓波,”我压下心里的火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你以为他给我一百万,是看得起我吗?”
“他不是看得起你,难道是看得起我?”晓波反问。
“他看得起的,不是我李卫东这个人,而是我这双手艺。”我说,“他今天可以为了他的机器,低声下气地给我道歉。那明天,如果他的机器修好了,或者他找到了比我更高明的人,你觉得,他还会正眼看我一下吗?”
“在他眼里,我跟你楼下修自行车的王大爷,本质上没什么区别。都是个工具。只不过,我这个工具,暂时比较稀缺,价格高一点而已。”
“他今天能用钱来买我的手艺,明天就能用钱来买我的尊严。如果我今天接了这一百万,那就等于告诉他,我李卫东的尊严,是可以明码标价的。”
“儿子,记住,手艺是用来吃饭的,不是用来交换尊严的。人一旦没了骨头,就站不直了。”
我的话,让晓波愣住了。他张了张嘴,想反驳,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客厅里,又一次安静下来。
这一次,是张兰打破了沉默。
她叹了口气,站起身,给我的杯子里续上热水,然后轻轻地放在我面前。
“老李,”她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犹豫,只有一种坚定的支持,“我明白了。”
她转向儿子,语气严肃地说:“晓波,给你爸道歉。”
“妈……”晓波一脸委屈。
“道歉!”张兰的语气不容置疑,“你爸这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活得堂堂正正,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教给你的,是他这辈子最宝贵的东西。你可以不理解,但你不能不尊重。”
晓波看着我,又看看他妈,脸上的表情变了几变,最终,他低下头,小声说了一句:“爸,对不起,我……我说错话了。”
我看着他,心里那股火,慢慢熄了。
他还是个孩子,不懂人心的复杂,不懂岁月留下的伤痕有多深。
我摆摆手,说:“算了。这事,你们别管了,我心里有数。”
这场家里的“听证会”,就这么结束了。
我知道,我今晚说的话,晓波可能一时半会儿还无法完全理解。
但我必须这么说,也必须这么做。
因为我是一个父亲。
我不仅要教会他怎么用手艺吃饭,更要教会他,怎么挺直腰杆做人。
第5章 师傅的尺子
那一晚,我失眠了。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像是在放电影。一会儿是少年时马金宝嚣张的脸,一会儿是饭局上他虚伪的笑,一会儿又是儿子晓波不解的眼神。
这些画面交织在一起,让我心烦意乱。
张兰在旁边轻轻叹了口气,说:“睡不着,就别硬躺着了。起来坐会儿吧。”
我索性披上衣服,悄悄地出了卧室。
我没有去客厅,而是走进了阳台旁边那间被我改造成小书房兼工具间的小屋子。
屋子不大,靠墙一个大书架,上面摆满了各种机械类的专业书籍,很多书的封皮都已经被翻得卷了边。另一边,则是一个老式的木制工具柜,那是我父亲传给我的。
我没有开灯,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拉开了工具柜最上面的一个抽屉。
抽屉里,铺着一层柔软的绒布,上面静静地躺着几样东西。
一把磨得锃亮的游标卡尺,一个德国产的百分表,还有一把黄铜包边的折叠木尺。
这些,都是我师傅传给我的。
我的师傅,姓王,是厂里第一代八级钳工,也是我父亲的师傅。我进厂时,他已经快退休了,厂里返聘他回来带徒弟。
他脾气古怪,不爱说话,但手上的功夫,神了。再精密的零件,只要经他的手一锉一磨,尺寸分毫不差,光洁如镜。
我刚跟他学徒那会儿,心高气傲,总觉得自己的技术不比老师傅差。
有一次,车间接了个急活,要加工一个精度要求非常高的轴套。师傅画了图纸,让我来做。
我用上了浑身解数,又是测量又是计算,忙活了大半天,自认为做得天衣无缝。
我把加工好的轴套拿给师傅看,一脸得意。
师傅没说话,拿起那个轴套,又拿起他那把从不离身的黄铜尺子,比量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
“差了一丝。”他说。
“不可能!”我脱口而出,“我用卡尺量过,完全符合图纸要求!”
“卡尺是死的,手是活的。”师傅淡淡地说,“机器认的是感觉,不是数字。”
我不服气,把轴套拿去装配,结果,怎么都装不进去。就差那么一丁点,比头发丝还细的距离。
最后,还是师傅亲自上手,拿起一把小小的锉刀,在那轴套内壁上,轻轻地、有节奏地,锉了那么几下。
再拿去装配,不大不小,严丝合缝,转动起来顺滑无比。
我当时就傻眼了。
那天晚上,我主动找到师傅,给他老人家认错。
师傅正在灯下,用一块蘸了油的棉布,仔仔细-细地擦拭着他那把黄铜尺子。
他见我来了,也没抬头,只是说:“卫东,你记住,做我们这行,手艺是根,但比手艺更重要的,是心。”
他举起那把尺子,对着灯光。尺子上的刻度,在灯光下闪着温润的光。
“这把尺子,量的是尺寸,也是人心。”师傅说,“心要是歪了,手上的活儿干得再漂亮,也是歪的。做出来的东西,没有魂。”
“咱们手艺人,凭手艺吃饭,不丢人。但不能为了几个钱,就把心里的这把尺子给扔了。规矩,不能坏。”
师傅的话,我记了一辈子。
从那以后,我收起了所有的骄傲和浮躁,踏踏实实地跟着师傅学艺,也学做人。
师傅退休后,就把这几样他最宝贵的“吃饭家伙”,传给了我。
此刻,我伸出布满老茧的手,轻轻地抚摸着那把冰凉的黄铜尺子。
月光下,尺身上的刻度,依然清晰可见。
它就像师傅那双严厉而又慈祥的眼睛,在静静地看着我。
我心里那团乱麻,似乎被这把尺子,理出了一点头绪。
马金宝的机器,我到底该不该修?
如果从个人恩怨的角度,我一万个不该。帮他,就等于向过去的屈辱低头。
可如果从一个手艺人的角度呢?
那台瓦德里希的龙门刨床,是工业史上的艺术品。它不属于马金宝,它属于那个时代所有追求极致工艺的匠人。
让这样一台精密的机器,像一堆废铁一样闲置在那里,任由岁月侵蚀,对于一个爱机如命的匠人来说,是一种犯罪。
师傅如果还在,他会怎么做?
我想,他老人家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去修。但他修的,是机器,不是人情。
他会用他那把尺子,量好机器的尺寸,也量好做人的分寸。
对,分寸。
我忽然想通了。
我可以修。
但我必须按照我的规矩来。
我不能让他用钱来玷污我的手艺,更不能让他用钱来收买我的原-谅。
我要让他明白,手艺人有手艺人的尊严和骄傲。这种骄傲,是再多金钱也买不走的。
同时,我也想让晓波看看。
看看他父亲,是如何在不丢掉“骨头”的前提下,凭本事,站着把钱挣了。
想到这里,我心里的那股烦躁,豁然开朗。
我把师傅的尺子,小心翼翼地放回抽屉,关好。
转身走出小屋,天边已经泛起了一丝鱼肚白。
新的一天,要开始了。
我回到卧室,张兰还没睡,见我进来,她轻声问:“想通了?”
我点点头:“想通了。”
“决定了?”
“嗯。”
我躺回床上,心里一片平静。
我知道,接下来,我要打一场硬仗。
这场仗,不仅是跟那台德国老机器的较量,更是跟我自己,跟马金宝,跟这个金钱至上的世界的较量。
而我唯一的武器,就是师傅留给我的这把尺子。
一把量着尺寸,也量着人心的尺子。
第6章 手艺人的规矩
第二天上午,我没有去厂里。
我让张兰帮我请了假,说家里有事。
然后,我当着张兰和晓波的面,拨通了马金宝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那头传来马金宝带着浓重鼻音、明显是宿醉未醒的声音:“喂?谁啊?”
“我,李卫东。”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即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像是一个人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卫东?老同学!”马金宝的声音立刻清醒了,也恢复了那种特有的热情,只是热情里,夹杂着一丝小心翼翼的试探,“你……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机器,我可以修。”我开门见山。
“哎呀!太好了!我就知道你肯定会答应的!”马金宝的声音里充满了如释重负的喜悦,“卫东,你放心,价钱方面,绝对让你满意!一百万,我马上让财务给你打过去!”
“钱的事,先不谈。”我打断了他,“修可以,但我有三个规矩。”
我的话,让电话那头的马金宝愣住了。
“规矩?什么规矩?”他的语气里,带上了一丝疑惑和不快。在他看来,有钱能使鬼推磨,我一个穷工人,竟然还敢跟他谈条件。
旁边的晓波,紧张地看着我,手心里都捏出了汗。张兰也停下了手里的活,一脸关切。
我没有理会电话那头的沉默,不紧不慢地说出了我的第一个规矩。
“第一,酬劳。我不收你那一百万。修这台机器,我按照我们厂里老师傅外出干私活的最高标准收费,一天一千,包吃住。修好为止,修不好,分文不取。”
“什么?”马金宝的声音瞬间拔高了八度,充满了难以置信,“一天一千?李卫东,你是不是脑子坏了?我给你一百万你不要,你要一天一千?”
“对。”我的回答,只有一个字,但斩钉截铁。
我不要他那一百万,因为那不是酬劳,那是收买,是施舍。我收了,就等于承认我的尊严和手艺,是可以被他用钱来衡量的。
而一天一千,是我凭手艺吃饭应得的报酬。不多不少,干干净净。我拿得心安理得。
电话那头,马金宝粗重的呼吸声清晰可闻。他显然被我这不按常理出牌的举动给搞蒙了。
我没等他反应过来,继续说我的第二个规矩。
“第二,我工作的时候,需要一个绝对安静的环境。除了我叫人,任何人,尤其是你,不能进我的工作车间半步。我不喜欢有人在我旁边指手画脚。”
这个规矩,是说给他听的。
我要让他明白,在他的地盘,我才是主导者。手艺,就是我的王法。他那个大老板的身份,在我这儿,不好使。
“你……”马金宝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能想象到他此刻的表情,一定是又气又急,却又不敢发作。因为他需要我。
“第三,”我顿了顿,看了一眼身边的晓波,加重了语气,“我需要一个助手。我儿子,李晓波,他得全程跟着我,给我打下手。”
“让他给你打下手?”马金宝更不解了,“我给你配我们公司最好的工程师,最好的技术员!你儿子……他懂这个吗?”
“他不懂,我可以教。”我说,“我修机器,不光是修,也是一种传承。我想让他看看,老一辈的手艺人,是怎么凭良心和本事吃饭的。”
这也是我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这场活儿,我要带着晓波一起干。
我要让他亲眼看看,他父亲所坚守的“骨气”和“尊严”,到底是什么样子。
这比我说一万句大道理,都管用。
我说完这三个规矩,电话那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我能感觉到,马金宝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的这些规矩,每一条,都在挑战他作为大老板的权威和习惯。
他习惯了用钱解决一切,而我,偏偏不要他的钱。
他习惯了对所有人发号施令,而我,偏偏不让他踏入我的工作领域。
他习惯了用最优的资源配置来达到目的,而我,偏偏要带上一个他眼中的“累赘”。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晓波紧张得额头都冒汗了。张兰也屏住了呼吸。
终于,电话那头传来马金宝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声音:“……好。李卫东,算你狠。我答应你。”
“那就这么定了。”我说,“把机器的地址发给我。明天一早,我们过去。”
说完,我没再给他说话的机会,直接挂断了电话。
放下手机,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晓波看着我,眼神复杂,有佩服,有不解,还有一丝担忧。
“爸,你这是何必呢?白给的一百万都不要……”他小声嘀咕着。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晓波,明天,你跟我一起去。什么都别说,就用眼睛看,用心记。”
“记住什么?”
“记住你爸,是怎么让你马伯伯,心甘情愿地,低下他那颗高傲的头的。”
张兰走过来,给我递上一杯温水,她的眼睛里,闪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芒。
那是一种骄傲。
为一个虽然平凡,却活得有骨气的丈夫,而感到的骄傲。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这场较量,我已经赢了一半。
剩下的,就要看我这双老手,和我心里那把不曾生锈的尺子了。
第7章 在机器的轰鸣中
第二天一早,我和晓波坐上了马金宝派来接我们的车。
那是一辆黑色的奔驰,内饰豪华,安静得听不到一丝引擎声。晓波坐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车子没有开往市区,而是一路向着郊区的工业园驶去。
最终,在一栋巨大的现代化厂房前停下。厂房门口挂着“金宝精密模具”的牌子。
一个穿着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早已等在门口,他是这里的负责人,姓王。
王经理对我们非常客气,但言谈举止间,还是透着一股对我们父子俩的审视和怀疑。
“李师傅,马总都交代过了。这边请。”
他领着我们穿过窗明几净的生产车间,这里摆放着一排排崭新的数控机床,工人们穿着统一的蓝色工装,一切都井然有序。
晓波看得眼花缭乱,小声对我说:“爸,这里比你那厂子可气派多了。”
我没说话,只是跟着王经理,走到了厂房最深处一个被单独隔离开来的巨大空间。
推开门,我的呼吸瞬间停滞了。
一台巨大的、墨绿色的机器,像一头沉睡的钢铁巨兽,静静地卧在那里。
它就是那台瓦德里希龙门刨床。
它的体型是如此庞大,以至于我们站在它面前,显得格外渺小。机身上,布满了复杂的管道、仪表和操作杆,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上个世纪德国工业设计的严谨和力量感。
岁月在它身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但那股与生俱来的王者之气,丝毫未减。
我走上前,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它冰冷的铸铁机身。
那感觉,就像是见到了一个久违的老朋友。
“就是它了。”我轻声说。
王经理在一旁介绍道:“李师傅,这台机器的液压系统和电气系统都出了问题,我们试了很多办法,都找不到原因。”
我点点头,绕着机器走了一圈,一边看,一边用手触摸着各个关键部位。
晓波跟在我身后,好奇地东张西望,像个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晓波,”我头也不回地喊了一声,“拿工具箱。”
“哦,好!”他赶忙把我们带来的那个沉重的帆布工具包提了过来。
我打开工具包,里面是我用了几十年的各种工具,扳手、卡尺、听诊器……每一件都擦得锃亮。
我对王经理说:“王经理,从现在开始,这里交给我了。记住我们的约定,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能进来。”
王经理愣了一下,点点头:“好的,李师傅。有什么需要,您随时叫我。”
说完,他便带着一丝疑虑,退了出去,并关上了大门。
巨大的车间里,只剩下我们父子俩,和这台沉睡的钢铁巨兽。
“爸,我们……从哪儿开始啊?”晓波看着这台比他还高的机器,一脸茫然。
“从‘听’开始。”
我从工具包里拿出那个医用听诊器,把金属头贴在机器的齿轮箱上,戴上耳机。
然后,我让晓波去打开电源。
“嗡……”
机器内部传来一阵沉闷而滞涩的运转声,伴随着不规则的“咔嗒”声,像一个得了哮喘病的老人,呼吸困难。
我闭上眼睛,全神贯注地听着。
每一个齿轮的啮合,每一个轴承的转动,每一个液压阀的开启,都通过听诊器,清晰地传到我的耳朵里。
晓波站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出。
他第一次看到我工作的样子。
在他眼里,我不再是那个每天回家一身油污、沉默寡言的父亲。
而是一个沉着、专注,仿佛与机器融为一体的“医生”。
整整一个上午,我都在“听”。
我让晓波记录下每一个异常声音的位置和特点。他的记录本上,很快就画满了各种奇怪的符号和草图。
中午,王经理派人送来了饭菜,四菜一汤,很丰盛。
我们就蹲在机器旁边,狼吞虎咽地吃完了。
下午,我开始动手。
“晓波,把十七号的梅花扳手递给我。”
“把千分尺拿过来,量一下这个轴的间隙。”
“用油石把这个接触面打磨一下,要平,要光。”
我一边干,一边给他讲解。
“你看,这个地方,磨损不均匀,说明润滑油路堵了。”
“这个阀门,回弹无力,说明里面的弹簧疲劳了。”
“德国人的设计,讲究的是一个‘巧’字,你看这个连杆机构,四两拨千斤。”
晓-波从一开始的手忙脚乱,到后来慢慢地能跟上我的节奏。
他开始明白,修理机器,不是简单的拆卸和更换零件。
它需要经验,需要耐心,更需要一种与机器对话的直觉。
两天过去了,我们把机器的整个液压系统和传动系统,都拆解、清洗、检查了一遍。
晓波的两只手,也变得和我一样,沾满了黑色的油污,怎么洗都洗不掉。
但他没有一句怨言,眼神里,反而多了一种兴奋和投入。
第三天,我们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核心。
在一个极其隐蔽的液压分配阀里,一个比指甲盖还小的铜质垫片,因为长年累月的冲刷,边缘出现了一道极其细微的裂纹。
就是这道肉眼几乎看不见的裂纹,导致了整个液压系统的压力不稳,从而引发了一连串的故障。
“就是它了!”我把那个小小的垫片放在手心,像捧着一件稀世珍宝。
晓波凑过来看,一脸的不可思议:“爸,就这么个小东西,把德国专家都难住了?”
“越是精密的机器,越是容不得一丁点的瑕疵。”我说,“这就像做人,一个很小的坏习惯,如果不及时改正,早晚会毁了你的一生。”
晓波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没有备用零件,没有图纸。
我决定,自己做一个。
我找王经理要了一块同样材质的铜块,然后,就在这台巨大的德国机器旁边,支起了一个小小的台钳。
我用锉刀、用砂纸,全凭一双手,一双眼,开始打磨那个小小的垫片。
锉刀在铜块上划过,发出“沙沙”的声响,细密的铜屑,像金色的粉末,簌簌落下。
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手里的工件,心无旁骛。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晓波就站在我旁边,静静地看着。他看到汗水从我的额头渗出,滑过我的脸颊,滴落在地,但他不敢打扰我。
他看到我的手,是那么的稳,那么的有力。
两个小时后,一个崭新的、闪着金光的铜垫片,出现在我的手心。
它的大小、厚薄、弧度,与那个破损的旧垫片,分毫不差。
我把它小心翼翼地安装回阀体里,然后,开始重新组装机器。
所有的零件,都回到了它们应该在的位置。
最后,我直起身,擦了擦额头的汗,对晓波说:“去,合上电闸。”
晓波的手,有些颤抖。
他走到电闸前,深吸一口气,用力地合了上去。
“嗡——”
一阵低沉而雄浑的轰鸣声,在巨大的车间里响起。
那声音,不再是之前的老牛破车,而是像一头睡醒的雄狮,在发出有力的咆哮。
平稳,顺畅,充满了力量感。
我走到操作台前,推动操作杆。
巨大的龙门,开始在轨道上平稳地滑行。工作台,精准地前后移动。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那台沉睡了多年的钢铁巨兽,终于在我的手里,重新唱起了歌。
我转过头,看到晓波正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他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名为“崇拜”的光芒。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有些东西,已经在他心里,悄悄地生了根。
第8章 握手,而非拥抱
机器修好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马金宝的耳朵里。
不到半个小时,他就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
他推开车间大门的时候,我正和晓波一起,用棉纱擦拭着机器上的油污,做最后的清理工作。
“卫东!老同学!”
马金宝的声音里充满了掩饰不住的狂喜,他三步并作两步地冲到机器前,像是在欣赏一件失而复得的绝世珍宝。
他用手抚摸着平稳运行的机身,感受着那均匀的震动,脸上的表情,是毫不掩饰的激动和满意。
“神了!简直是神了!”他转过头,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用力地晃着,“李卫东,不,李大师!你真是华佗在世,鲁班重生啊!”
他那夸张的赞美,让我有些不适。
我不动声色地抽回自己的胳膊,淡淡地说:“机器的毛病找到了,也修好了。不过有些老化的线路和油管,我建议你还是尽快订购原厂的备件更换掉,不然以后可能还会有小问题。”
“换!必须换!你说怎么弄,就怎么弄!”马金宝大手一挥,显得格外豪爽。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不由分说地就要往我怀里塞。
“李大师,这是二十万!不是之前说好的一百万,我知道你看不起那个。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辛苦费!你必须收下!”
他的脸上,堆满了“真诚”的笑容。
晓波站在一旁,看着那个厚厚的信封,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眼神有些复杂。
我没有去接那个信封。
我只是从我的工具包里,拿出晓波那本写得密密麻麻的记录本,翻到最后一页,递给他。
“马老板,这是我的账单。”
马金宝愣住了,他疑惑地接过本子。
只见上面用黑色的水笔,清清楚楚地写着:
“工时:三天。
酬劳:1000元/天 3天 = 3000元。
另:餐费、住宿费,按约定由贵方承担。”
字迹工整,一笔一划,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认真。
马金宝看着那张“账单”,脸上的表情,比我拒绝他一百万时还要精彩。
他先是错愕,然后是不解,最后,是一种近乎荒谬的哭笑不得。
“三千块?李卫东,你……你这是在打我的脸吗?”他把本子拍在机器上,声音里带着一丝恼怒。
“我不是在打你的脸,我是在维护我自己的脸。”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我说了,按规矩办事。我的手艺,就值这个价。多一分,我都不要。”
“你……”马金-宝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他可能这辈子都没见过我这么“不识抬举”的人。
我没再理他,转身开始收拾我的工具。
扳手,卡尺,听诊器……我把它们一件一件,小心翼翼地擦拭干净,放回工具包里,就像一个战士在擦拭自己心爱的武器。
晓波也默默地走过来,帮我一起收拾。
他的动作很慢,很认真。
车间里,陷入了一片尴尬的沉默。只有机器平稳的轰鸣声,在证明着刚刚发生过的一切。
过了好一会儿,马金宝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像是泄了气的皮球。
他拿起那个信封,从里面抽出薄薄的一沓钱,数了三十张,工工整整地放在工具包旁边。
然后,他把剩下的钱,塞回了兜里。
他的脸上,没有了之前的狂喜和热情,也没有了恼怒,而是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神情。
“李卫东,”他看着我,声音低沉了许多,“我马金宝这辈子,佩服的人不多。今天,我算服了你了。”
他说的是“佩服”,而不是“感谢”。
我心里清楚,他佩服的,不是我原谅了他,而是我没有被他的钱砸倒。
这是一种基于实力的尊重,虽然来得晚了些,但比他那句轻飘飘的道歉,要真实得多。
我拉上工具包的拉链,站直了身体。
“马老板,机器修好了,我们的活儿也干完了。要是没别的事,我们就先走了。”
我说着,拎起了那个沉重的工具包。
马金宝看着我,欲言又止。
最后,他朝我伸出了手。
“老同学,以后……常联系。”
我看着他伸出的那只手,又厚又软,戴着一块金光闪闪的手表。
我伸出我自己的手。
我的手,布满老茧,指甲缝里还残留着洗不掉的油污。
两只天差地别的手,握在了一起。
他的手很用力,似乎想传达某种和解的信号。
而我的手,只是礼貌性地握了握,便松开了。
这是一个握手,而非拥抱。
握手,是成年人世界里的礼节和界限。
而拥抱,才代表着真正的接纳和亲密。
我知道,我们之间,永远只能停留在握手的距离。
“再见。”
我没有说“常联系”,只是简单地道别。
然后,我带着晓波,转身,走出了这间巨大的厂房。
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
我们没有坐马金宝的奔驰车,而是自己走到了路边,等公交车。
等车的时候,晓波一直没有说话。
我问他:“在想什么?”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澈和坚定。
“爸,”他说,“我以前,总觉得你有点固执,有点跟不上时代。”
“现在呢?”
“现在我明白了。”他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爸,你真牛。”
这个从不轻易夸人的小子,用了最简单的一个字,来表达他的敬意。
我笑了。
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公交车晃晃悠悠地来了。
我们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车窗外,城市的风景不断向后退去。那栋挂着“金宝精密模-具”牌子的巨大厂房,也渐渐变成了一个小点,消失在视野里。
我看着窗外,心里一片宁静。
我大度地原谅了他,因为我不再需要用仇恨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我的内心,也再也无法和他做朋友。因为有些伤害,一旦造成,就无法抹去,就像那台机器里被磨损的零件,即使修复,也留下了痕迹。
但这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用我的方式,守住了师傅传给我的那把尺子,守住了自己的尊严。
更重要的是,我把它,也传给了我的儿子。
我转过头,看到晓波正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脸上带着一丝疲惫,但嘴角,却微微上扬。
阳光透过车窗,洒在他年轻的脸上,也洒在我花白的头发上。
我知道,生活还会继续。我依然是那个每天和机油、铁屑打交道的普通修理工。
但我的心里,比任何时候都要富有和安宁。
因为我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那就是一个手艺人的骨气,和一个父亲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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